从牟其中,到唐万新,到任正非:同根不同路
2016-10-06 06:19

从牟其中,到唐万新,到任正非:同根不同路

牟其中、唐万新、任正非这三个在不同阶段占据中国财经新闻头版的男人,有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从重庆走出来的。


牟其中1941年生于重庆万州(原四川万县),家里开了一个小有规模的中药店;唐万新,1964年生于重庆万州小公务员家庭,10岁随支边父母迁到新疆;任正非,1944年生于贵州镇宁县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963-1967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三人同时在重庆的时间段是1964-1967。唐万新是小辈,刚出生,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牟其中高考落榜,在玻璃厂做锅炉工,但胸怀大志,博览群书,喜演讲,爱辩论,慢慢在当地工人群体中小有名气;任正非,黔南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的长子,19岁那年,沿着川黔线,第一次走出大山,到重庆上大学。


牟其中占领中国财经新闻封面的时期大致是1990-1995,唐万新的时期大致是1999-2004,任正非2000年代初在圈内地位就已经很高,但因为他出奇的低调,关注者寥寥。成为家户喻晓的“网红”是2014年左右华为手机在大众消费市场崛起之后的事。大致算起来,90年代、00年代、10年代,中国财经界的最红的偶像人物,都与长江边上这个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城市相关。


三代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方式深深地打上了他们各自时代的烙印。如果说,牟其中以“政治家”/“玩政治的”的手段做企业,唐万新是以“金融家”/“玩钱的”的手段做企业,任正非才算是回到了企业家的本分,以做企业的手段做企业,最后修成正果,成就了华为公司在世界电信业的霸主地位。


牟其中的三重悲剧


牟其中在九十年代的影响力没有亲历过的人难于想象。这个身高1.82的重庆男子,相貌堂堂,目光炯炯,思如泉涌,口若悬河。他梳了一个很标准的“主席头”,走到任何地方,都双手撑腰,做指点江山状,一边用轻工产品换苏联的飞机,一边买美国公司的卫星发射;一边要把满洲里开发成为北方的香港,一边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吹进来,改造大西北的环境。直到1996年被边控,然后被控信用证诈骗,被判无期徒刑。


牟其中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当年的《南德视界》小报几乎是企业界争相传读的前沿出版物。很多说法都非常超前,甚至可以说是现在很多流行的“互联网思维”的祖师爷,如“99度加1度”理论(“已经烧到99度的水,再加一把柴,水就开了”:对应各种模式创新理论)、“平稳分蘖”理论(员工“创立新的项目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赠给其主要成员”,对应所谓裂变式创业)、“智慧文明时代”理论(“过去的经济规律已经十分可笑了,工业文明的一套在西方也落后了,在中国更行不通,我们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经济的新游戏规则”:对应所谓互联网文明)等等。


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上不了大学,自学马列,1974年因万言书《中国向何处去》、1983年因“投机倒把”入狱,两次都因为中央领导的批示而出狱,出狱后申请了号称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牌照,这些经历塑造了牟其中的典型的“泛政治性人格”。所以,他才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做企业当作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上演了一个时代错置(市场经济时代而不是政治挂帅时代)、职业错置(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身份错置(草根企业家而不是赵家人)的三重悲剧,这个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但更是他个人的悲剧。


唐万新的江湖救赎


如果说牟其中以泛政治人格为出发点,以一种政治情结、革命情结、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情结做企业,唐氏兄弟至少是回到了在商言商的本分。可惜他们从贩卖法人股起家,从股票、投资、金融出发去做企业,同样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经常说,在股票上、投资上、金融上挣到了钱的人,让他们回头去做企业,基本没有这个可能性的。原因很简单,做实业辛苦,在中国做实业,尤其辛苦。奶牛尝到了鲜血的滋味,它就不再愿意吃草了。都吸上高纯度海洛因了,大麻还能有什么吸引力?


德隆把“老三股”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炒到近百元的天价,炒股炒成股东,被迫长期持有,只好将计就计,反过身来打产业整合的主意。这种产业整合,纯粹从产业经济学的逻辑上来讲,确实是成立的。中国各行个业一般都有小散乱的问题,通过购并等资本手段,提高行业的集中度,然后再利用规模效应、市场体量、品牌效应来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学理上确实是能走通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来做这个事、以什么为出发点来做这个事、以什么态度来做这个事。


该行业内的领先公司,通过一段时间的有机成长,积累了足够的行业诀窍和人才队伍之后,在注意时机、节奏、火候的前提下,有可能走通这条路;投资公司,尤其是像德隆这种短融长投的投资公司,没有积累,没有敬畏,没有耐心,能走通这条路的概率,实在是太小。很多观察者佩服德隆的产业眼光,为德隆最后的失败感到遗憾,认为他们主要是政府关系没有做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皮相之论。


重庆是一个交通和贸易中心,川东、湘西、鄂西、陕南、贵州等地的各种物产和各色人等在这里交汇,造就了重庆的著名码头文化、袍哥文化、江湖文化,一方面喜冒险、重义气、有担当,另一方面,只讲你我,不讲是非,不怎么把法律红线当回事。新疆自古是边地,加上生产建设兵团带来的五湖四海文化,更是放大了唐氏兄弟的这种江湖文化特征。


所以,唐万里、唐万平、唐万川、唐万新四兄弟之外,德隆还凝聚了一大批业内的杰出人士,以自然人之间的人格信任为基础,编织了一张外人基本无法看清的金融网络(公司法人之间表面上没有关系,只有自然人之间有关系)。德隆首创的这种“返祖式”的金融网络,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很多“隐形大佬”的标准打法,一方面神神鬼鬼,鬼鬼祟祟,一方面又摆出一副故作高深,故做高明状,真不知道是幸耶不幸。


与牟其中案发后被边控、被拘留不同,唐万新是主动从国外回来伏罪,“不愧是个带头大哥”,还是得为他的担当点个赞。有关部门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把牟其中、唐万新这两个万县人都关在离他们家乡不远的武汉,而且是关在同一个洪山监狱。网传好事者把唐万新介绍给牟其中时,牟其中鼻孔里“哼”一声,大概是瞧不起的意思。除了牟其中比唐万新年长23岁,我其实想不出什么牟其中能够“哼”的理由。唐万新虽然眼大肚小,技不如人,最后功亏一篑,但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六〇后,至少从始至终是一个专业的金融玩家,而牟其中的各种角色错乱,懂他的人知道是悲剧,大多数人,恐怕更多是当闹剧看吧。


任正非的苦难风流


一些朋友可能会看不懂,我为什么要把任正非与牟其中、唐万新并列,除了他们有重庆这个交集外,还有什么内在的逻辑?中国人自古以成败论英雄,好像进了监狱,就败了,就不是英雄,甚至反过来,成了人渣了。以这种态度去看牟其中,去看唐万新,应该来讲,是不太公平的。我经常讲,企业家像钻石,是在非常特殊的地理和地质条件下才能生成的一种物质。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最宝贵的资源。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早年经历,逐渐把牟其中引上了一条角色错乱的不归路,但应该不影响我们对他的企业家精神的肯定和学习。罐头换飞机的案例,也确实代表那个年代商业运作的最高水平。


另外一方面,不难发现,作为同一代人同一地区人,任正非气质上甚至外表上都有非常像牟其中的地方。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们早年经历也不无共同之处,最大的不同点是,与牟其中1959年高考落榜不同,任正非1963年幸运地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之后,居然没有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顺利地参了军(加入基建工程兵部队),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可爱的人”中的一员。1977年任正非因为成功研制“空气压力天平”,作为先进典型参加了基建工程兵北京工作大会,被《文汇报》报道,被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接见。然后是1978参加全国科学大学。1982年,“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38岁的任正非入党并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看任正非的《我的父亲与母亲》,同样洋溢着那个年代的人的浓郁的意识形态氛围,也不乏底层人在奋斗过程当中的不平、郁闷与愤慨。但与牟其中放纵这些情绪,任由这些情绪(包括报复的快感)操控自己的行为模式不同,任正非以一种理工男的平和与坚韧,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抓住所有能抓住的机会,获得了体制对自己的认可,满足了那一代人内心深处泛政治人格的需求,或者说,与这种泛政治人格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是任正非在1987年在深圳创立华为之后,顺利转变成为一个在完全在商言商、在企言企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前提条件。


所以,才有了近三十年来,心不旁骛,一心一意磨豆腐的任正非。政治,不感兴趣;金融,不感兴趣;作秀,不感兴趣!三十年磨一剑,一路高歌凯进,直到称雄电信世界,前不久更是吹响了2020年收入15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伊拉克的GDP)的号角。一时间,任正非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华为成为几乎所有管理课堂的最佳案例,坂田基地每天前来参观学习的企业家代表团车水马龙。甚至连任正非自己都打破了自己几十年不见媒体、不接受采访的禁忌,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并接受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专访侃侃而谈,可见他内心深处,有多自信,有多放松。是名士,自风流,也算是“何妨一狂再少年”吧。


不管华为未来发生什么,任正非用做企业的方式所实现的人生价值,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那个泛政治时代的人的梦想。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已然是“素王”:匹夫一介,却通过在自己的领域的贡献,达到与帝王不相伯仲的程度,这是中国文化所能作出的对一个人的成就的最高评价。任正非说华为的成功,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也许真不是客套话,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只有靠做官才能真正出人头地,我们这一代才终于走出那个时代,这确实是星移斗转、改天换地的大变化。


好企业是一棵树


三个企业家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企业必须像树一样,从下往上生长。首先是扎根;树根扎稳了,再长树干;然后是枝与叶;最后才是花与果。企业必须守住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根本(树根),然后是打造干部团队(树干),培养组织能力(枝叶),最后才有源源不断的业绩和成果(花与果)。因此,所有从上往下打的路数,基本都是歧途。


从政治和政府开始,从上往下打(牟其中的典型打法),最后往往是浪费民脂民膏的形象工程,或者充斥权钱交易的腐败工程,大多数情况下,既是形象工程,又是腐败工程。这些道理,貌似是个中国人都懂,所以,地方上才有010的电话轻易不要接的说法;所以,北京才有这么多的价高质次的消费、娱乐场所;所以,除了IT 圈的几家,北京好公司那么少。


从金融和投资开始,从上往下打(唐万新的典型打法),往往是里子屎、外面光的题材工程。这些题材工程的根本目的是圈钱,结果不是散户遭殃,被人当韭菜割,就是 LP(投资基金的出资人)遭殃,被一个又一个2VC(面向风险投资基金)的商业模式所忽悠。一个事实上以圈钱作为主业的公司,期待他们以客户为中心,发展组织能力,打造核心团队,简直是赶老母猪上树。这两年,最让人纳闷的事的是,创业俨然成为一个与管理学无关的新行业,不需要管理,不需要学习管理,不需要提高管理水平。老母猪真得会上树?天上真的会掉馅饼?人真得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


从营销和媒体开始,从上往下打(无数互联网大神的典型打法),往往是有一说十、有十说百的吹牛工程。一部分人营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客户,把事先吹出去的牛做实了,另一部分人营销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获得新的投资:还是圈钱。讲真,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客户的服务的公司,反思、总结、提高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些自吹自擂的事情呢。任正非二十多年只见客户,不见媒体,背后有个性的原因,但也有逻辑的必然。


成败得失任人说


我曾引用茅海建的说法,论述四川、西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位置。政治界、文化界、娱乐界不说,光是企业界的亮点就层出不穷。除了本文所涉及的重庆出来的几位豪杰,还有第一代首富刘永好,最后一代首富王健林,还有白手起家的中国女首富吴亚军,还有“服务好到只差上厕所给你扶jj”的海底捞,还有74岁再创业的烟草大王褚时健……一段时间内,我在课堂上讲的中国企业的案例,基本都跟他们相关!


文化嬗变的大道理先不说,四川人、西南人确实有一种特别接地气、特别脚踏实地的底层人气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接地气,加上不服输、不服气的牛脾气、倔脾气:“格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 ,再加上江湖文化中的重信用守承诺的成分,成功企业家的性格配方中最难得的几种的优秀元素基本都配齐了。不搞“地理决定论”,这些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解释了他们在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吧。


自古四川就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仔细研究这些西南企业家的故事,学习他们的务实、坚韧和仗义,品味他们在攻心和审势(武侯寺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方面的成败得失,见贤思齐,闻过则喜,也算是我们每个认真做企业的人的本分吧。大家节日快乐!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hezuo@huxiu.com
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请联系tougao@huxiu.com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
赞赏
关闭赞赏 开启赞赏

支持一下   修改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