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倦怠和发疯的社会,我们需要旅行与写作
2023-11-08 11:09

在倦怠和发疯的社会,我们需要旅行与写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 (ID:ifengbook),图文作者:刘子超,主编:魏冰心,编辑:蚂蚁,原文标题:《在倦怠和发疯的社会,我们为什么仍要旅行与写作?》,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讨论了在当下的倦怠和发疯的社会中,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旅行与写作。通过旅行和写作,我们可以逃离现实的焦虑和恐惧,寻找自我和重新定义自己。作者刘子超分享了他作为旅行作家的经历,并强调旅行写作的困难和挑战,但也指出这是一种特权和观察者身份。他的旅行经历让他对世界有了新的眼光,并通过写作传达了对世道和人心的理解。

• 旅行与写作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焦虑和恐惧,寻找自我和重新定义自己。

• 旅行写作是一种困难而充实的经历,需要身心承受能力和对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

• 通过旅行和写作,我们可以获得新的眼光和对世界的深入理解,以及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与旅行作家刘子超聊天的前后,身处上海的我接连亲历了两桩不大不小的冲击:


首先是一场平日容纳十几人的观影会被毫无预兆地挤爆,人群从各个角落涌现,沉默地将放映厅包围,并蔓延到楼外的落地玻璃前,场景酷似印度的火车厢。从白发老人到青少年,人们顶着周末夜晚的凉风向内驻望。那天放映的片子叫《倦怠社会》,是哲学家韩炳哲代表作的同名纪录片;


随后便是令上海一战成名的“百鬼夜行”,“安陵容”与“那英”狭路相逢,西游记妖怪与西洋幽灵同台竞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走上街巷,以“发疯”的姿态,重新定义了本由南瓜灯一家独大的万圣节;


一边倦怠一边发疯,眼前所见正像是时代所下的谶语。人们卡在夹缝里,一面为前方的未知无常而茫然,一面又为未来的确定性与重复而恐惧。刘子超对此的拆解方式是直接的:旅行,写作。


正常状态下,他的365个日出总有一半在国外,剩下的那一半基本都呆在家里,看书,写作,不大交际。生活丰盈,生存却依然骨感,从10年前放弃正职工作、选择当个作家开始,他也时刻面临平衡收支的现实问题。更何况,写作虽然成本低,旅行写作却正相反。


疫情三年,跨国旅行一度成为奢侈,在疲于招架现实的人眼里,出走与创作更像是某种“特权”。“寻找自我”的那套叙事显然不足以回答超越个体范畴的疑问,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说服刘子超本人。那么回到源头,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又为什么写作?进而,我们也能当一个旅行作家吗?



一、特权


大多数读者熟悉刘子超是因为3年前那本《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在那之前,他的旅行文学写作已经涉过欧洲腹地(《午夜降临前抵达》)与印度东南亚(《沿着季风的方向》)的浅滩。


刘子超讲了一个很难笑出来的笑话,他如今也正享受着无法回避的自由,因为“也找不到工作”。身为自由职业老前辈,那些焦虑迷茫的情绪钉床,他在几年前也滚过一轮。能留给后来者的建议有限,且令人熟悉:降低对自己的预期和期待;以及那句“会过去的”。


人与世界都处在退守和内省的周期中,阅读、写作反而在此刻充当了身心受累的普通人前行的拐杖。作家们的访谈片段搭乘小红书和抖音闯进996的间隙,个人公众号上日记体逐渐流行,线下业余读书会也正兴起。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出口,文字是最容易想到的东西。虽然部分受益于这场社会情绪带来的高热,刘子超对此的态度却很冷静,换个词来说,是悲观,“热衷于文学或者写作是种表面现象,在不确定的大背景下,人需要抓住这个传统的行当,维持自己对于安稳的错觉。”


当作家前他是媒体记者,媒体训练人观察世界时抱持公共性,但也赋予文字某种“媒体口音”,这无伤大雅,却也偶尔失灵:一个预先提出的命题和一个努力抵达的结论,短于转译复杂世界的多声部。社会、历史与人性往往因果纠缠,难以道明。


旅行写作显然是更适合刘子超的方式。抵达前的准备计划通常持续一年以上,由于不爱突击性阅读,他会把对某个地方的关注和兴趣分摊到日常里,直到积累的直接与间接材料能够自动搭起坐标系,对“把看到的东西大致放到哪个位置去观察”心中有数后,他便启程。至于住宿、交通等大部分旅游者的重点功课,他更多则是路上灵活决定。


每晚到达住处,他会记下当天印象深刻或是有所打动的点,像日记,但不会那么全面细致。记忆比事无巨细的白描更有纵深,旅程结束后动笔写作时,记忆会凭借笔记中的提示展开更为生动与丰富的细节。


旅行写作从不轻松,这份奔波的苦差同时考验上路人的身心承受力。在尼泊尔骑摩托时,他摔伤脚踝,见了骨。尼泊尔当地医生给涂了药、缠上绷带,等到入境印度时,伤口已经由于湿热和糟糕的卫生环境开始腐坏。由于原本的工作计划耽误不起,他每天早餐用消毒药水清理伤口,然后拿药店买的棉花球堵住血洞,缠上绷带后继续行程,到了晚上再重复一遍以上操作。行程结束后回到北京上秤,人已经瘦了十斤,伤口回国医治后还是留下后遗症,现在摁到那里依然会痛。



但某种意义上,能从自己的生存里分出余力,低空掠过别人的生活,已经算得上是种特权。身为旅行者,拥有游离的社会身份,屏蔽对于自身的解释性说明,没有比这更适合一个观察者的了。刘子超前往印度的旅途由搭乘火车开始,拥有160年历史的印度铁路是展现社会层级结构的完美样本。“百年纪念号”列车长达一公里,普通座席(Non-AC)与豪华空调舱(EC)相距百米,票价相差五倍,阶级差距则无可量化。


在沿伊洛瓦底江北溯的Orcaella号游轮上,他以旅行者的特权身份,观察另一种更加世界通行的特权。甲板上的游客大多为欧美人,普遍拥有自己的企业,“交谈中,他们把富人分为两类:富人和真正的富人。”


20余间客房,近100位住在下层甲板几乎隐形的工作人员,确保在八天七夜的航行中能有优雅的战争故地古堡晚宴、随时备好的冰毛巾与遮阳伞、魔术与缅甸二人转表演,以及邀请作家鲍勃每日提供的小型讲座——在红茶、点心与冷气中,听鲍勃讲述乔治·奥威尔在缅甸的经历。刘子超很快发现,“如果你足够有钱,就用不着看书,因为可以找到像鲍勃这样的人把精心挑选、剪裁过的信息讲给你听......这是游轮提供的服务之一,它设立的前提是:不用看书是富人的特权。”


这段穿越季风气候区的南亚-东南亚旅程中,他尝试了各种交通工具,从让人手心冒汗的印度当地轿车到菲律宾的螃蟹船,从最古老的蒸汽机车到醉酒老华侨的摩托后座,不同社会角色的人物在他们日常流动所赖的工具旁等待出场。



没有预设,也没有结论,在他方的世界,刘子超敞开去过那段在外的日子,并等待着词汇从搜集回的素材与体验中生成。恰如离开中亚腹地许久之后,“失落”逐渐显影在纸面上。写作此时像把匕首,在那个时刻,阶级成为他刺入当地的角度。


二、新眼光


漫游者并不拥有绝对意义的自由,聊天里,刘子超频繁说到的一句话是,“旅行其实就是这样”。除了自身,一切都是变量,有时连自身也会成为变量的一环,这是一门与无常肌肤相亲的行当。


他把自己类比为厨师,“很多时候我是带着搜集素材的诉求出门,这有点像厨师去菜市场买菜。你能做的只是提高自己的厨艺以及对做饭这件事的理解,但是每天去菜市场能遇到什么样的食材,这个是你控制不了的。”


运气好时碰到蓝鳍金枪鱼,切完摆桌子上便是一道好菜,偶然结识一个典型而打动的人物会顺畅地自成一个故事。刘子超是个内向的人,为了寻找人物而“i人装e”是常有的工作状态,在大巴上、集市里或是景区外闲聊自如展开,但通常只能续航个把小时。等到破冰结束,能量条耗尽,他的状态回退到少言寡语时,反而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素材。人们会向对味的新朋友投以信任,场面即将沉默之际,他们往往主动补充更多闲聊以外的细节。



比起纯粹的聊天,他更期待“跟着这个人去做一些事”。朱老师是刘子超在缅甸的炸油饼摊前认识的华侨,在当地唯一一所中文学校当老师,为了躲避冲击,学校建在村里的佛堂里。上个世纪国民党战败后的残部逃到此地,建起如今的汉人村庄,过与国内别无二致的乡村生活。难得见到外来的汉族面孔,朱老师热心地带着刘子超参观学堂,拜访即将辍学的学生,女孩计划北上去边境小城勐腊找工作,那里也是如今国内讨论热烈的赌博、毒品与电诈集中地。


喝完热茶,朱老师骑摩托带他去热海泡温泉。掸邦的野温泉露天流淌,泉眼旁搭了个小石屋。刘子超回忆,“虽然泡过北欧和日本的温泉,但回想起来,似乎都不及掸邦温泉让人难忘。”



行路途中,那些“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写作”的疑问被渐渐擦亮,他想弄清脚底这个世界是怎么演变成如今这样的,也想知道在这状态下,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旅行写作对我来说,其实写的是世道和人心。”


在传说中祖先是寨犬的山地部族——爱伲人的村落,刘子超见到从山上归来的族长。族长目测已到花甲,戴着猴骨饰品,“双眼蒙上一层白内障的雾霭”,他说自己今年才46岁。族长的身上穿着一件杰克·琼斯T恤,“那是美国人捐给教会、基金会的旧衣服,被一些商人收购,再用集装箱运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地,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当地人——全球化就以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社会和山地部落联系在一起。”


而在缅甸的游轮上,中产的客人们聊起英缅战争与殖民历史,一面感叹于这片仍然缺乏电力的土地“美丽得令人忧伤”,一面断言着“用落后的东西对抗现代文明毫无意义”。名叫温敏的游轮经理对刘子超说,他很感谢来到这里旅游的客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把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告诉缅甸人。”


缅甸军政府再度上台后,游轮线路关停,此时此刻,缅北的军事冲突仍在继续,云南的3所学校正因战事停课。游轮上的温敏与其他工作人员如今身在何处,如何谋生,刘子超已经无从得知。


他曾在航程宣传单上读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而是为了拥有新的眼光。”


人借助暴力、宗教、语言与财富争夺对于此生与往昔的解释权,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在一列满是平民的火车上兵戈相见,信奉湿婆的泰米尔人以不说印地语为荣,老挝人将泰国皇室作为老挝逝去君主制的替代品加以关注......


如今仔细回忆起来,刘子超也能想起一些此前并未留意和书写的线索,比如从前一直以为宣礼塔上的花纹就是花纹,将中亚与巴尔干走完一遭后,逐渐明白纹路原来是阿拉伯字母,一些从前在中欧与印度不明就里的细节重新获得阐释。坐标在一遍遍刷新,行走和打磨文字的过程同等漫长。


三、柏油和沙子 


刘子超的两次印度之行,中间间隔了5年,足够海得拉巴一跃成为印度的IT呼叫中心就业大本营,但无法撼动达拉维贫民窟的一切如昨。



印度大陆有种让外来者欲罢不能的魔力。贫民窟自成一套体系,虽共处社会底层,内部依然按照种姓、宗教与地域分割成小块,每个区域从事的工种各不相同,清洁工、制陶、加工皮具、回收塑料、打磨首饰,令人想起秦汉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在酥油笼罩的点心加工厂外,工人哈吉对刘子超说,“泰姬陵酒店卖的点心就是我们这里生产的。”


与此同时,据说印度主妇的金饰拥有总量占据世界黄金储备的百分之十一,比美国、瑞士、德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起来的储备量还要多。人们痴迷黄金,刘子超痴迷于这种痴迷,“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情绪,只有在那时,黄金才是财富的唯一象征。而海得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纪仍在延续,并且可能永远延续下去。”


名为本地治里的印度飞地境内又是另一番景象,法国殖民文化与乌托邦灵修主义者阿尔法萨,深刻影响着这里。坐落于此的一座名叫“黎明之城”的乌托邦社区,向世界各地的灵修者敞开怀抱,他们来到这里探索答案,终极目标是消灭货币。



在南印度的迈索尔火车站,刘子超结识在班加罗尔某公司做出纳员的杜非。作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他在班加罗尔住六平米的隔断间,忍受工作高压与上司刁难。但他的偶像是马云,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坐在独属的办公室里,“年轻人进来问我:‘先生,这个怎么做?’于是,我指点给他看。”


而在泰米尔人供奉的印度路边神庙,名叫耶尔的婆罗门僧侣也向刘子超诉说他的烦恼。尽管身处印度的最高种姓,耶尔离自己满意的生活依然遥远。需要与反婆罗门的社会情绪周旋,需要遵守严格的婆罗门僧侣衣食住行戒律,没有工资医保,主要收入来源是信徒捐赠,每月折合人民币一千多块,大半给了房租。


缅甸蒲甘有句俗语,“手指之处,皆为佛塔。”生活在蒲甘平原的人民信奉小乘佛教,对造塔情有独钟。虽然生活清贫,每年依然要捐出大量收入用于礼佛,在老一辈虔诚地在佛塔上贴上购买的金箔片时,首都仰光的朋克一族也正在崛起,顶着莫西干头唱起科特·柯本。


那天他们在蒲甘平原等待日落,佛塔散落在公路两边的平原上,掩藏在树林和荆棘里,“公路是柏油的,通向佛塔的路是沙子的。”它们一起构成那场日落。



早上六点,在琅勃拉邦的大街上,僧人们赤脚走出寺院,开始清晨的布施;此时雅加达的伊斯兰唱经声也已响彻天空;孟买的一万只乌鸦负责叫醒整个城市;佐米亚的阿卡族人背上猎枪开始测试今日运气;在米提河左岸的咖啡馆里,人们聊起以下这些关键词:亿万富翁、商业模式、硅谷、移动互联、IPO;也许同一时间,上海街头留下万圣节狂欢后的纸屑,中国人在手机上热烈讨论起除夕不放假的消息......


你将得知世界一直在变,而你从属于这世界。你们的联系周期性地被切断,关于自己是谁、以及别人眼里自己是谁的坐标久久未得更新。和以前一样,刘子超时常觉得生命是场幻觉,意义的尽头是虚无,但写作的确是根拐杖,大多数时候,人得靠着不断的错觉维持面对生活的勇气。


所以,不能停止启程与写作,不要丧失错觉。


就像随手打开的小红书quote里手捧热水的“潦草小狗”余华说的那样: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沿着季风的方向》

副标题: 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

作者: 刘子超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 2023-1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 (ID:ifengbook),作者:刘子超,主编:魏冰心,编辑: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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