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的文学巡礼

《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意）卢卡·巴拉内利 埃内斯托·费里罗/ 编著，毕艳红/译，译林出版社 2023年10月

1985年9月，伊塔洛·卡尔维诺因脑出血离世。与他的好友罗兰·巴特、佩雷克一样，没有漫长告别，晚年追忆的机会。没有自传，他不愿使自己成为心理分析的案例。

1923年，卡尔维诺生于古巴哈瓦那郊区，之后随父母在意大利圣雷莫生活。2023年，作家卡尔维诺百年诞辰，《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中译本出版，提供了可贵的纪念与文学指南。编著者卢卡·巴拉内利、埃内斯托·费里罗写道：“通过卡尔维诺作品的严谨且极为现代的认知框架，介绍其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及作品的主题。”

这部并不追求全面毕至的传记，试图还原卡尔维诺的视角。它类似于引文创作，忠实移借了作家本人已出版、未出版作品（信件、访谈及零散文件）完成编年和主题的评述。犹如古代书法的高妙集字，也能拼合气韵完整的篇章；传记则是集录思想片段，穿引一个卡尔维诺的世界。

“生活在树上”与“树上的男爵”形成有趣双关。它隐喻作家的出身、趣味及精神气质。卡尔维诺父母致力于农学与植物研究。作家与自然界亲近，来自童年的心理积淀。他回忆自己喜欢躲在森林树根之间，把松针想象为骑士、贵妇抑或弄臣。这种描述，使我一度将卡尔维诺想象成林妖这类精灵魅影。不着边际的本质是耽于幻想，在树上生活，意味着离开地面，逃逸现实的引力。在《圣约翰之路》这部非虚构作品里，他曾记录流连于父亲植物站的童年时光。

《树上的男爵》（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吴正仪/译，译林出版社  2019年8月

表面看，他并未延续父母的志业，“叛逆”地成为家族例外，当了文人。但事实上，卡尔维诺的写作却嵌入着科学精神与智性愉悦。纲种科目的分类兴趣，层级秩序，完全可化为作品中的结构主义。文学如何融于自然宇宙，则延伸为一种谱系学与博物志方法。

在我看来，他从父母那里汲取的并非具体科学知识，而是构想、认知世界的思维。传记呈现作家的多极与双向：既有沉迷电影，都市景观，如傅里叶的空想；也有参加抵抗运动，游击战争的战斗意志。正如他把游击队生活看作与众不同的“森林童话”，将出版社新闻广告工作，看作“秘密生活”，现实总戴着奇幻面纱。

专业编辑是作家生涯的序曲，他从一个自称肚里没多少墨水的人，变成自学成才的人。他的职业写作生涯始于都灵。都灵的魅力与作家偏好如此合拍，“不做虚无缥缈的罗曼蒂克，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天性害羞，积极参与广阔世界，不会闭关自守，略带嘲讽的生活情趣，内心通透且理性的智慧。”

新时代作家既要有科学家的“冷酷无情”、理性技术，又要开启富于勇气、道德责任的伦理世界。“一位作家的修养加上诗人的敏锐，如何转化为思想理念的组织与传播，转化为所有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教育与实践”。

20世纪60年代初，卡尔维诺离开都灵，穿梭在罗马和巴黎。有意味的是，卡尔维诺与城市的关联，建立在抽象观念和整体意象上。在他的描述里，我们很难找到具体的，私人化的城市生活。“也许我缺乏与地方建立个人关系的天分，我总是浮光掠影，成为各个城市的过客。我的书桌如同一座岛：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别处。再说，如今城市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失去了各自曾经鲜明的特征，它们融为一体”。

这或许提供了一种阐释视角——即为何卡尔维诺会形成新寓言体，现实主义童话的书写风格？或许源于他对空间地理、生存关系的抽离，以及对生活本质的提炼。他把不同世界的生活方式视为一种总体性，能够不断融合的生活绵延体。

这划出他与波德莱尔、本雅明等人笔下闲逛者、浪游者的界限。卡尔维诺将世界旅行，视为断点的位移，而非地域的探索。“只是简单地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而这两点之间空空荡荡，没有任何连续性。”他更迷恋在城市中的匿名快感，“大隐于市”的有意疏离。如在巴黎乡间宅院孤独写作，一成不变的生活，恰好贴合“都市隐士”的精神肖像。想象一座城市远比书写城市更重要。巴黎，被他视为百科全书的文本，获得了全新理解。商店如同论文的章节、查阅的词条、报纸的版面。

这种以都市意象构造世界、认知世界、凝视世界，使城市空间和文本结构高度合一，实质是将日常生活与阅读行为同构。百科全书，是卡尔维诺“文学机器”构想的实现形式，它承载集体记忆、历史无意识和超现实梦幻。

“我们还可以将巴黎诠释为一本梦之书，一本收藏我们无意识的相册，一本怪物图册。”我们完全可以从这种都市观念中，理解卡尔维诺的写作与交际。它们有隐匿的一致、深层的关联。卡尔维诺与结构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和乌力波成员的亲近，可归结为对空间的迷恋，对无限性之探索，对超历史结构的共同追寻。

“每一处空间和元素都涉及全方位的知识认知，在其他背景中也可以找到对应关系”。收藏和历险，成为阅读城市的两种方法，卡尔维诺始终有强烈的收集与分类癖，这与农学院的学习背景分不开。“不断累积藏品，进行分类，然后重新分配……借助物品寻找自我，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一种自我实现。”这种自白恰好暗合佩雷克的写作实验，《人生拼图版》与卡尔维诺的观念，竟出奇一致——它以坐标、位置、物品拼合的世界表象，探求文学中客观性与主观精神的内在关系。

《看不见的城市》超越物质承载的城市，呈现记忆、欲望和话语的象征交换场。从而，城市变为文学空间的模态，是不断的生成与消失。

“我的书以幸福的城市为开端和结尾，这些幸福城市隐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文学能否以数据化、结构化、限制性通往世界的无限？这是卡尔维诺与乌力波成员的契合处：精确与科学，可与写作达成契约。与世界的相处模式，奠定二者创作的互通。“我与世界的关系由探索转变为咨询，也就是说，世界是一组数据，它独立于我之外。我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比对、组合、传送，也许偶尔还可以适度享受一下，但始终流于表面，无法深入其中。”

《看不见的城市》（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张密/译，译林出版社 2019年8月

传记重新勘定了卡尔维诺的内在转向性。“青年卡尔维诺”激情冲动，热衷于司汤达主义背后的实践哲学。他对现实主义的描述，却并非传统意义上关于再现、批判或揭露的陈词。相反，他看重现实主义对个体价值达成，私人生活塑造的本质意义。卡尔维诺钟爱福楼拜、康拉德和史蒂文森，源于三人对现实不同维度的深刻理解。在我看来，福楼拜将“语言的现实”发挥到极限，即可呈现精准、合理、实用的生活。史蒂文森和康拉德体现“自我的现实”——人物对所做之事充满确证、赋值与反思。

换言之，有意识的生活，才是现实主义的第一要义，作品道德力量的根源。“康拉德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船长，这段经历让他的作品内容丰富，具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天人合一的感觉，人类如何在所做之事中实现自我，在作品隐含的道德训诫中实现自我，无论在帆船的甲板上还是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面对困难都能处之晏然的理想状态’。”卡尔维诺对经典作家的编选和评价，实质在重估文学史与当代性的深刻关联。他以文学谱系的方法梳理自我与传统的亲缘关系及源流之变。

正如他的意大利前辈薄伽丘，并不写英雄传奇，只是捕获受挫、滑稽的爱情，狡诈或慷慨的行动，各种人生的危机。短篇与散文传统，已化为卡尔维诺的美学风格与写作伦理。短篇小说呈现日常与习俗的世界，散文指向如其所是，实用的、经验的生活。对于卡尔维诺，写作是工作伦理的派生，不同主体通过劳动创造进行沟通。此时，精确既是道德的尺度，也是写作的需求。“人们秉持一种伦理，在这之中，精确是一种价值，需要付出努力但丰富了社会生活的东西是一种价值。”

将写作视为公共服务、主体交往的观念，深刻影响了作家创作。我将其称为通往生存论意义的写作。文学是观察、评价、判断世界的方式，先于作家而生，作家只是赋予其个人属性，“让世界通过我进行传递并再次流传”。

可见，作家并非创造什么，而是充当了载体与导体。卡尔维诺没有谈作家的启蒙观。他的写作不是为了传授教谕，而是为了自我实现。“我写作是为了学习那些我不懂的东西……某项知识或某种特定能力”，“引起我写作欲望的，并非我想教别人我所知道或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而是我自己痛苦的知识短板。”

他的写作动力源于不满主观、退缩、自足的世界。作家需要溢出自己的经验，假装拥有并不具备的能力，摆脱个体局限，在自身之外去构想作品。这种外位的客观性追求，迫使作家累积知识、经验与观点。卡尔维诺迷恋天文学、宇宙故事、民间童话，皆是通往无限性的路径。正如每个童话故事都可变为另一故事，化为无数版本。帕洛马尔，就完全倾注于外部世界，万事万物，像是作家的才智化身。以置身世界之中的观察，达成俯瞰世界的表述，是极致的张力，卡尔维诺谓之写作的“密度”反差。

《宇宙奇趣全集》以叙事形式讲述时空抽象概念，一切在短篇作品中进行。更短的散文诗和寓言故事能否进一步削减叙事，每篇故事只有一句话，一行字？他“梦想着那些长篇巨幅的宇宙学著作、传奇故事和英雄史诗能够浓缩到短诗的篇幅。

在社会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文学应该力争做到诗意与思想的最大凝练”。这是卡尔维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预见：文学要服务于未来读者，做出自身的适应与抉择。长篇累牍，漫长冗杂，如同“骨质疏松”的文学，是没有效率的文学。当我将文学与效率联系在一起，恐怕会被大多人质疑。

事实上，文学应当强调效能，这才是对读者才智与时间的尊重。它要求作品精确、简洁、轻逸与凝练，这些正是卡尔维诺推崇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编著者试图阐释卡尔维诺不同题材风格背后的内在统一。其早期对历史现实的忠诚变为后期的奇幻笔调。

然而，“我不愿意放弃的是抵抗运动文学作品中史诗般的冒险，不愿意放弃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能量。”在我看来，卡尔维诺从未停止过现实主义叙述，只是他的写作能量超越、溢出了当代生活图景。所以，他尽力挖掘现实的变异、怪诞和悖反征象。“这些故事有点儿过于悲伤。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在我的叙事作品中交替使用现实故事和奇幻故事”。

此书虽名为“卡尔维诺传”，实质构成一部图像志与言行录。编著者在写“卡尔维诺的时代”——他的卓尔不群，在与大批同代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的交游中相互成就。艺术不只是孤绝创作，“圈子”也并非一定带着狭隘贬义。相互倚借本就是作家的社会属性，成名之路也是艺术价值的社会效应。

他与亲近之人交流言简意赅，对生疏之人反而极具耐心、倾囊相授。“对尚不知名的同龄人以及年轻一代，他的友谊则带着保护欲”。其人格之美，就像温润君子，很少争辩、从不咄咄逼人，“对任何说明性、教育性、启发性的实在论调都表示出明确的保留态度。”

传记如同另一版本“人类群星闪耀时”，书写卡尔维诺的流动盛宴。作家被还原成永远对话、自我评论的言说者。大量访谈嵌入，呈现他对人生、艺术和朋友的见解与倾向。可以说，我们对卡尔维诺的理解，从卡尔维诺的评论世界中感知。这完全不同于依靠小说世界通往作家内心的抵近之路。这是一条密约之路，直截而通达。

《生活在树上》是对作家关系、位置与影响力的建构。当我们纪念卡尔维诺时，卡尔维诺在书中纪念他的好友。他写的讣告悼词，也适用于他自己，这种互文才颇有深意。传记与悼文和摄影，都有一种定形、凝固，终结的特质。编著者要有足够的才华，才能将它从与死亡特质（封闭的形象学）的相似里，区别解脱出来。这本书无疑做到了这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