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15篇内容，上期内容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二世而亡的朝代：隋朝，拆解了亡国背后的中央和民间经济方面的复杂原因。本期内容开始，将会用4期篇幅，重点描述唐代的财政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形态变化。
看似繁荣的唐代，实则终其一代，都受着财政紧张的困扰。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朝的统治者几乎尝试了各种姿势努力增加收入：土地公有制、官方收租放贷、设立节度使集中地方控制权等，仍然无法逃脱政府缺钱的困境，到最后竟然盯上了不用纳税的寺庙，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当藩镇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叛乱四起时，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消耗终于成为压垮唐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一直以来都关注太宗、玄宗的开创性功劳，却忽视了在唐代起到起承转合关键性作用的——唐德宗。本篇内容着重讲述了唐德宗在有唐一代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被叛军所迫出逃都城和回归之后判若两人的变化，值得人们深思：统治者的策略受时局和个人认知如此之大，导致人们在预测趋势的时候，必须考虑决策者的心态问题。
唐代继承了五代，尤其是北魏以来的土地公有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公有制拥有效率低下的困扰，导致唐代一直税收不足。唐代虽然拥有繁荣的民间经济，却一直得不到充足的财政收入。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唐代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官制度：自我经营模式。皇帝拨给各个政府机关一定的土地和货币，要求各个政府将土地出租，将货币放贷，把收上来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使用。这些土地和货币分别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
由于政府机关不懂经济，公廨钱贷出去却往往收不回来，唐太宗只好设立一个叫捉钱令史的新职位，这些人专门负责替政府放贷。捉钱令史出现后，引起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令唐太宗陷入了朝令夕改的困境。
武则天时期，由于政府无法把足够的税粮送到长安，又由于陕西的关中平原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长安人口，皇帝只好不定期迁往洛阳居住，以减轻长安的缺粮压力。
唐玄宗时期，皇帝的财政更加紧张，围绕着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两个集团：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贤相集团强调减少政府开支、不增加农民税负；而聚敛集团则迎合皇帝的财政需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集团。
随着北方的边事紧张，唐玄宗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足够多的士兵，玄宗只好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授予节度使。这种做法导致节度使权力过大，并引起了安史之乱。
中唐以后，帝国的财政事实上已经从财政集权制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唐代中央政府的税收孱弱不堪，无力镇压藩镇。
当中央王朝从和平走向战乱时，首先乱套的是财政系统。一旦财政系统乱套，即便是皇帝也会变成可怜虫。
安史之乱发生后，由于战乱的原因，中央财政收入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能否收到足够的税收，以及能否把各地的税收送到皇帝的军队手中，成为中央政府能否存亡的关键。
唐肃宗起用财经大臣第五琦，打通运输道路，建立国有企业，进行货币贬值，从而筹集到了与安禄山、史思明作战的经费。
唐代宗继续重用第五琦与刘晏，加强专卖制度，加强对土地税开发。到了唐德宗时期，进行了税制改革，从复杂的租庸调制改为简单的两税法，使得唐代的中央收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借助财政的恢复，唐德宗决定镇压藩镇势力，恢复大唐盛世。但叛乱引起的财政崩溃再次袭来，唐德宗不仅无法恢复盛世，反而被赶出了首都。他最终意识到，当失去了财政的支持，一个皇帝会变得多么窘迫，他已经不可能恢复当年的盛世，只能接受藩镇割据的事实。
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扰乱了首都长安。这次兵变叫做“泾原兵变”。
德宗执政时，已经是“安史之乱”的藩镇割据时期，中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他们手握兵权，争夺地盘，中央政府处于半失控状态。
泾原军之所以兵变，与德宗时期的军费制度有关。在藩镇割据时期，由于皇帝手中的兵马不足，要借助藩镇的军队来打仗，每次调动藩镇的军队，皇帝都必须给予丰厚的补偿。
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其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派出军队，不打仗，专门拿津贴。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却效果有限。
这一次，皇帝动用泾原军，本应该按照规矩，给军队以高额的补贴。当士兵们经过首都长安时，心里也充满了对美妙赏赐的憧憬。然而，令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兵感到不满的是，中央政府派来犒劳的官员京兆尹王翔只提供粗茶淡饭，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
士兵们离开长安时，大失所望，感到被皇帝欺骗了。军队中传播着谣言，说长安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皇帝一个人享受着荣华，却置士兵的死亡于不顾。上战场的士兵越想越冤，决定停下不走了。
士兵的“罢工”让唐德宗大惊失色。此时的长安城已经没有军队守卫，在山东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有四大藩镇正在拥兵对抗中央，而在淮西则是李希烈作乱，为了应付他们，几乎所有的军队都被派了出去。
德宗赶快下令安抚泾原军，派人前去犒军。这次的赏赐是每人两匹帛，当赏赐下发时，士兵们更加愤怒了：皇帝如此吝啬，不仅不值得替他卖命，还应该把他推翻，换一个大方的。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了帝国的首都。
泾原兵变爆发。乱兵攻入了长安，在皇宫外扎营，形势已经非常危险，唐德宗匆忙调动他的禁卫军神策营进行抵抗，可令他感到泄气的是，禁卫军竟然没有抵抗——他们也不愿为皇帝卖命。
唐德宗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加上几个愿意跟随他的宦官，从皇宫的花园北门出逃。这时他遇到了四百多弓箭手，由右龙武军使令狐建率领，这些弓箭手成了皇帝仅剩的护卫，与他一同逃难。
当天晚上，皇帝一行逃难到了咸阳，匆匆吃了几口饭，继续起程。第二天，皇帝到达了奉天（今陕西乾县）。皇帝本来还嫌奉天太小，希望继续西逃，到凤翔避难，谁知凤翔随即发生了叛乱，唐德宗被叛军团团围住，困守在奉天小城。
这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唐朝皇帝第三次逃出长安。第一次是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第二次是唐代宗避吐蕃之兵，第三次则是唐德宗避泾原之祸。
在困境中，唐德宗发出了著名的罪己诏，不惜痛斥自己长在深宫，“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将整个国家带往了灾难之中。“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大多数时候，皇帝总是将错误推给别人，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临死还认为是别人辜负了他。唐德宗的诏书却不惜把皇帝的威严全部打掉，只怪自己。
他甚至赦免了大部分发动叛乱的人。不管是北方四镇还是淮西李希烈，一概既往不咎。只有称帝的朱泚不在赦免之列。不过，朱泚的弟弟朱滔是北方四镇的叛乱者之一，皇帝怕他担心受到朱泚的连坐，宣布朱滔也会得到赦免。皇帝还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发誓要做一个好皇帝。
在奉天被困数月后，唐德宗才有机会逃往汉中地区。在汉中几个月后，朱泚叛乱被平息，他得以回到物是人非的长安。
既然德宗在诏书中如此痛斥自我，那么回到长安后，人们是否看到了一个痛改前非的皇帝呢？答案是：唐德宗的确变了，他的变化却令人心碎。
在这几次叛乱之前的德宗皇帝是一个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昔日荣耀的君主，他罢黜了专权的宦官，提倡节俭，摒弃不正规的税收，试图为中央政府建立起健康的财政，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藩镇的权力收回，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
可是叛乱过后，皇帝却向着另一个极端靠拢。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赖宦官掌权。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他也不再指望正规的税收，变得贪婪无比，四处找钱，如果想打动皇帝，只有一个办法：向他进贡比别人更多的钱财。
唐德宗在叛乱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是皇帝，有着无数的美好计划，如果你没有钱，还是什么都做不成。他所谓痛改前非，就是变成守财奴。
这个老守财奴的雄心都已经被钱给消磨掉了，他终生为财政问题焦头烂额，攫取着任何可以捞到的收入。他的形象显得如此卑微，以后历代的皇帝都把他当作笑柄，提醒后代不要变成受困于财政的守财奴。
德宗皇帝去世时，唐代的财政制度已经千疮百孔，谁都无法纠正了。但他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宪宗能够利用这些钱重新实现中央集权。也许，宪宗烧钱打仗时，有一个老守财奴的灵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着世间的风云，欣慰感慨一辈子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
沦为守财奴
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唐德宗一生的悲剧已经注定。
他曾经想重振帝国，重新建立可靠的财政制度，成为中兴的明君。但刚刚开了个好头，就被现实击得惨败。
叛乱之后，他回到长安，感慨着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他曾经试图信任大臣，却发现他们在关键时刻都离他而去。他曾经试图清除宦官，却发现落难时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等几个宦官紧紧相随。他曾经试图让皇室府库充盈，可在逃难时却连给士兵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他意识到，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做好财政准备就贸然发动了攻势。于是，他用整个后半生去弥补这个错误。他不再管什么正规财政手段还是非正规财政手段，只要能给他带来金钱的都是好的。
他曾经拒绝各地藩镇的贡献，因为他知道，藩镇每贡献一分，就会从民间压榨三倍到五倍的财富。但现在，他对任何贡献都敞开大门。各个地方给皇帝的贡品络绎不绝，节度使们有的日进，有的月进，还有的故意把正税算作给皇帝的私人进贡。皇帝都当作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人们给他带来了多少钱。
有的人假托皇帝密令增加课税，或者克扣官饷，加收关税、丧葬税、蔬果税。但只要能够分得一杯羹，德宗都欣然接受。
为了增加收入，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只要这些宦官出动，就会吓得街上的商户纷纷逃走、关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所写的就是德宗时代的宫使，在诗中，皇帝的宦官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拿走了卖炭翁的千余斤炭。
德宗曾经取消过酒类的专卖，可是到了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却下令对茶叶征税，只是因为每年茶税能够给政府带来四十万贯的收入。他后面的皇帝则借鉴他的方法，干脆对茶叶实行了专卖。
也正是在德宗时期，宦官进一步得势。皇帝不信任外朝的大臣，不敢把手里唯一的军队（神策军）交给大臣，只能重用宦官，让他们指挥军队。同时，德宗还派出宦官当监军使，去监督地方的军事力量。即便是各个藩镇，也要给这些宦官面子，任由他们大发横财。
唐代后期，宦官问题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驾驭整个官僚体系，只能倚重身边人进行统治。德宗对于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放纵留下了无数的隐患，但即便换一个人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庞大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服。
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历史将嘲讽留给了德宗，却没有意识到有了德宗的吝啬和抠门，才有了宪宗的武功。只有想到了这一层，我们才会对这个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无奈和苦心。
有人认为，唐德宗之所以这么窝囊，并不怪他本人，而应该怪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正是玄宗皇帝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导致了“安史之乱”。战乱之后，无论谁都无法控制局势了。
在唐玄宗时期，帝国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玄宗不止一次受困于财政的不足，想出了种种方法去化解。而藩镇制度就是他想到的方法之一，只是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灾难。
但人们在责怪玄宗时，也应该看到，玄宗时期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更早时种下的祸根，甚至唐代一诞生，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局。
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具体有关唐代制度积弊的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3期内容中详细解读，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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