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北上16年
2019-05-29 07:45

港片北上16年

来源 | 叉烧往事(ID:chashaows)

作者 | 叉少


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硝烟过后,香港没有倒下,但楼市和股市进入数年的恢复期。香港电影也在那一年迎来转折,港片票房首次低于外片,外资纷纷撤走,演艺圈精英远走他乡。


徐克远赴好莱坞,拍了一部动作喜剧片《双重火力》,主演是动作明星尚格·云顿和篮球明星罗德曼。


这部电影除了票房扑街,也让玩票的罗德曼收获了三座金酸莓:最烂新人、最烂男配、最烂银幕组合。



对于徐克的首部好莱坞电影,美国影评人是这么说的:“徐克不仅仅是一位动作导演,也是国际电影界伟大的幻想家之一,在中国的《蝶变》和《黄飞鸿》赢得了许多赞誉——但《双重火力》只是个垃圾。”


与此同时,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周润发也体会到了美国的苦涩。他作为男主角出演了动作片《替身杀手》,这部投资三千万美元的电影,最终票房只有一千九百万。


《华盛顿邮报》评价道:“除了是周润发的好莱坞处女作之外,我对于这部电影没有半点儿想说的。”


《替身杀手》中的周润发


当时刚与“黄飞鸿”分手的李连杰出演了《致命武器4》,扮演片中的大反派华星。扎实新颖的武打动作,总算吸引到了美国观众的注意。然而,在片酬方面,好莱坞近乎“敲诈”了李连杰。


 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本土遇冷,外乡受挫,香港电影人对回归后的前路感到迷茫。为了稳定人心,香港导演工会会长吴思远率团进京,拜会相关部门,心里想要的就是一颗定心丸。


在座谈会上,吴思远把自己的担心讲了出来,比如内地电影审查制度会不会限制香港电影。


他得到的回复是一切照旧。


有人干脆直接问:“那香港还能不能拍三级片?”


领导回答道:“不光三级片可以拍,四级片也可以拍嘛!”


这句幽默的回答让所有人都笑了,但是香港电影的衰败,终究不是三级片可以拯救的。


六年之后,当香港电影距离万劫不复只差一步时,当年发问的人才明白,香港电影的定心丸究竟是什么。


2


2002年,张艺谋的武侠大片《英雄》上映,狂揽2.5亿人民币票房,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中国电影。两年后,《英雄》在美国上映,最终以1.7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震撼了两岸三地的电影人。

 

《英雄》片场,张艺谋给张曼玉讲戏


就在《英雄》上映前三个月,香港电影业迎来了最黑暗的一天。


2002年9月16日,全香港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创下10年新低:140家电影院收入总额仅51.6万港币,平均每家影院只有三千多块,每场电影平均只有区区13个观众。


到了2003年,香港电影的从业人员已经从巅峰期的2万人减少到不足5000人,产量从1993年的242部下降到只有几十部。电影院都被美国大片占领,本土电影连贴张海报都要看美国片商的脸色。


导演朱延平说,当时他跟一个熟识的影院老板求情,想给自己的电影贴张海报。老板很为难,虽然《哈利·波特》可以贴八张,《指环王》可以贴七张,但是给本土电影贴,美国片商能叫他的影院关门。


最后,朱延平的两张海报贴到了电梯间的地上。如果地上有钱捡,估计能被看到。


这时,《英雄》的热映让香港电影人达成了一致看法:要么北上,要么等死。


说起到内地拍电影,香港人并不陌生。


1982年,香港导演张鑫炎就带队北上,拍摄了火遍大江南北的《少林寺》。1983年,香港名导李翰祥也在内地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中的梁家辉


合拍片让香港电影人实现了到祖国大山大海拍摄的愿望,也让内地电影人有机会接触到高度熟练的电影工业。


那时候,内地和香港的电影制作差距是巨大的。


1979年,阔别故乡二十多年的吴思远回到大陆,参观了北京、上海的制片厂和电影院。当时内地的电影制作和放映条件都很落后,吴思远的几个朋友都跟他说,自己已经十几年没进过电影院了。


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观时,厂里正在拍摄《小花》。吴思远问:“你们一天拍几个镜头?”


“我们一天拍四五个镜头,那你们呢?”


吴思远回答说他们一天拍五六十个镜头,把北影厂的人吓了一大跳。


而两地演员在工资待遇上的天差地别,也结结实实冲击了一把内地电影人。


拍《少林寺》时,李连杰的工资是一天一元。到第三部《南北少林》时,涨到一天三元。可同组的香港演员每个月能赚15万,哪怕是扮演死尸的每天都有50元,而且吃的都是广东菜。


相比之下,内地演员从工资到伙食都差到让人心寒。


李连杰


李连杰急了。他每日从白天打到黑夜才挣三块,还吃的是“猪食”,而那帮香港的群众演员只要站在他后面比划两下,就轻轻松松赚五十,还有天理吗?!


李连杰找到导演,说给我50块,我也要演死尸。


导演一看,已经演到一半了,李连杰又是主演,只能同意。于是,李连杰每天演完主角的戏,还要躺在地上拍几场死尸的戏,拿两份工资。


每天三元的工资让李连杰冲冠一怒,区别对待的落差也让刘晓庆委屈大哭。


80年代,刘晓庆已经是国内影坛当红的一姐,《芙蓉镇》《小花》《瞧这一家子》让她红得发紫,到哪儿拍戏都有群众围观。


但是,拍《火烧圆明园》时,刘晓庆的待遇跟初出茅庐的梁家辉比起来,简直是低到尘埃。


刘晓庆在《火烧圆明园》片场


梁家辉有单独的房间休息,刘晓庆只能睡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开饭时,内地演员每人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个黑咸菜疙瘩,港台演员则配备餐车,鸡鸭鱼肉、青菜米饭,什么都有。


刘晓庆是重庆人,吃不惯馒头,饿得发昏的她只能偷偷去撕梁家辉的饭票。


有一天,刘晓庆在片场大哭起来,要吃米饭和肉,制片主任赶紧过来安抚,她才终于享受到同等待遇。可是,刘晓庆想让内地工作人员都有肉吃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给一个人吃肉容易,让所有人都有肉吃,就只能靠市场了。


二十年后,内地电影市场爆发,连群众演员也不愁没有肉吃。


这时候,为吃啥而担心的主角变成了香港。


3


2003年3月,香港爆发SARS疫情,几乎没人出门看电影,香港电影跌到谷底。为了提振特区经济,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签订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借着和特首董建华吃饭的机会,吴思远建议,能不能把电影也放到CEPA里。董建华眉头一皱,说这可不容易,他只能尽力而为。


半个月后,吴思远接到了董建华的电话。“搞定了,CEPA里有电影”。


人在上海的吴思远欣喜若狂,马上飞回香港开记者会,还叫上时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一起向香港社会公布这个消息。


CEPA签订


2003年6月,CEPA正式生效。从那个时候起,香港电影不再被列入进口片限额,只要剧情和内地有关,通过审批后就能和内地电影一样在全国院线上映。同时,合拍片的港方主创人员数量不再受限,但要保证主要演员里,来自内地的占到三分之一。


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就此开启。


先回来的,是年少成名的导演陈可辛。


1996年,34岁的陈可辛拍出了独揽九座香港金像奖的《甜蜜蜜》,一时风头无两。随后,陈可辛选择去好莱坞发展,在美国拍了一部叫《情书》的电影,反响寥寥,连批评的声音都听不到。


2004年,陈可辛来到北京,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年底,《如果·爱》开拍。此时的陈可辛像个小学生一样,除了导演的活儿,其他一概不管,闷头学习在内地拍电影的规则。


《如果·爱》上映后,在内地拿下3000万票房,夺得六项香港电影金像奖,陈可辛也获得了继续在内地执导商业大片的机会。


这部大片就是《投名状》。


《投名状》改变了陈导的北上之路。这部电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内地拍电影,电影不是最重要的,看电影的人才是。


2007年12月,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投资三个亿的《投名状》在内地上映。


《投名状》


为了这部自己导演生涯投资最高的电影,陈可辛可谓耗尽心力,光是说服金城武进组就花了两个月。刘德华也因为拍摄期间保护不够,被真铁链把一根手指夹到骨裂,气得要投诉导演。


最让陈可辛犯难的是武打。从没拍过武打场面的他,要指挥资深武指程小东。陈可辛想要写实的武打场面,要求程小东不吊威亚也不要花哨的动作,可是程小东的外号就是“威亚王”,成名作就是演员满天飞的《新龙门客栈》。


外行指导内行的结果就是,一场劫军粮的戏本来预计七天完成,硬是拍了一个月。不仅程小东几乎崩溃,沮丧的陈可辛也差点向投资人请辞。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剧组里唯一一个懂武术的演员李连杰进组了,总算能把陈可辛的要求翻译成“人话”传给程小东,再加上他和程是二十多年的哥们儿,实在说不服对方就关起门“打一架”。


在不断“压榨”演员、武指和摄影之后,一部场面震撼的《投名状》终于完成。上映不到七天,就取得了1.8亿的票房。发行方告诉陈可辛,3个亿稳了。


剧组的每个人都很兴奋,就等着开庆功宴。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直接让《投名状》的票房“暂停”。


这部电影就是冯小刚的《集结号》。


当初定档期的时候,陈可辛压根没把《集结号》当成对手。


“一部拍解放军的电影,老百姓怎么会认呢?而且还没明星,从头到尾都脏兮兮。” 他判断《集结号》的票房最多一个亿到头。



最终,《集结号》以2.6亿位列当年的票房亚军。第一是美国大片《变形金刚》。


《集结号》上映后,《投名状》的票房突然被钉在1.8亿上不动了。陈可辛有十天时间没有接到票房上的任何消息,等得实在没辙了,他跑去问韩三平。


“韩总,你告诉我会不会过两亿?我只要求过两亿。”最后,《投名状》的票房刚好过2亿,虽然位列年度第三,还是以赔钱告终。


尘埃落定后,陈可辛亲自去看了《集结号》。他觉得确实好看,影片后半部分简直就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陈可辛说他如果早知道《集结号》是这样的,绝对会选择排在它后面上映,而不会被“抢得后路都没有了”。


有一段时间,陈可辛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民营公司的电影也能这么强势,后来他终于开悟:一部好看的主旋律电影,可以得到的支持是巨大的。


4


2013年,CEPA签订十周年,北上十年的香港电影完成了从生存到适应的考验。


这一年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上,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勇夺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他也成为第一个来自香港的金鸡奖最佳导演。


《中国合伙人》豪取5.5亿票房,陈可辛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电影,这是唯一一次踩中市场。当年让他一举成名的《甜蜜蜜》,虽然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但票房只有一千多万。


《合伙人》上映一年后,紧随陈可辛北上冒险的徐克,也终于在试水多年之后,以一部8亿多票房的《智取威虎山》捧得金鸡,宣告自己宝刀未老的同时,也续订了主打奇幻武侠的《狄仁杰》系列。

 

《智取威虎山》 


陈导和徐导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后来的老乡,在内地拍戏,有两点最为重要:做好自己擅长的,只能带来口碑,做好自己不擅长的,才能带来票房。当你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时候,才算是活了下来。


这一点,一位后来的北漂导演最有体会。


他就是创造了香港导演内地票房纪录的林超贤。


六零后的林超贤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入行,师从《逃学威龙》《武状元苏乞儿》的导演陈嘉上。他从学徒做起一直兢兢业业,终于干到自己当导演的一天。


可惜轮到自己喊“cut”的时候,香港电影已经江河日下了。


2000年,林超贤拍《江湖告急》时,全香港只有两部电影开工。他这部戏预算只有四百万,还不到90年代成龙片酬的五分之一,靠着几位主演自降片酬才勉强开机。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江湖告急》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等四项提名。凭借一部部小成本积累的口碑,林超贤的导演功力逐渐被圈内认可。


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


当机会遥不可及时,忘掉它做好眼前的事,才是最有野心的态度。


《证人》《线人》《逆战》《激战》,林超贤的电影成了最佳男主的得奖专业户,总是在二三流徘徊的谢霆锋、张家辉都实现了演艺生涯的突破。


成就他人的同时,林超贤也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博纳影业的老板于冬。


投资《激战》的时候,于冬没有给林超贤任何限制,让他“放开了玩”。确定影片方向后,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林打过。


《激战》


于冬“赌”对了,《激战》为博纳带来过亿的票房。


2013年,于冬带着一个新项目找到林超贤。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是“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如果开拍,将是国内第一部直接与公安部合作的电影。


林超贤很犹豫。自己虽然拍过很多警匪片,但从没涉及过公安题材,况且还是包括四个国家的真实案件。


最让他心里没底的是,自己在创作上从不妥协,只要投资方对剧本和演员提自己的要求,他就敢撂挑子不干。


这回如果和官方合作,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吗?


考虑再三,林超贤还是接下片约,并且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赴金三角地区考察,和专案组成员座谈。


这些经历让他大开眼界。林超贤觉得,自己听到的这些故事,在香港拍出来观众也不会信,因为实在太过震撼,如果真能拍出来,警匪片这个类型都会有突破。


但是,让林超贤没想到的是,从调研到开拍,中间还隔着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只有所有人都点头,这个戏才能开拍。


每回一开会,来的专家就挨个对剧本提修改意见。故事精彩,但是暴露侦查手段的不能拍。突出主题,但是渲染犯罪细节的也不能拍。


在改了二十多版剧本之后,林超贤受不了了。


如果都按专家的意见改,电影拍出来绝对难看,艺术是需要独断的。


林超贤在《湄公河行动》片场


林超贤想要退出,他对于冬说:“于老板,你不要搞我啦,这个戏我真的做不了。”


这个时候,监制黄建新站出来,用自己的经历劝住了林超贤。


“几十条意见就把你吓住了?当年我拍《黑炮事件》的时候,几百条批评意见我都扛下来了,别往心里去就完了。”


黄建新的话缓解了林超贤的焦虑。他决定先不管修改意见,按自己的感觉拍,如果不行大不了不署名。同时,于冬也找到公安部的领导沟通,双方确定了“先开拍不行再补拍”的方案。


有时候,你如果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别人就会认为你是错的。


《湄公河行动》试映时,评价不错,林超贤说公安部门的领导很高兴,因为他们从没想过,出来的片子会是这个效果。


2016年,这部筹备三年的电影终于上映。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突破青春片的“包围圈”,一举斩获11.84亿票房。


一年后,林超贤带领团队远赴北非,用101天时间和导演生涯最高的5个亿投资,完成了两小时从头打到尾的主旋律动作片《红海行动》。


为了对得起5个亿的投资,林超贤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所有镜头全部亲力亲为,他自己能做到的才会让演员去做。


主演张译说,他第一次在沙漠看见龙卷风很兴奋,正看着呢突然视野里的一辆车翻了,林超贤当时就在那辆车里取景。


工作人员都傻了,赶紧跑过去把车翻过来,从里面拉出了满头鲜血的林超贤。林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来,我们继续。”


《红海行动》全片几乎没有安排文戏,军舰、坦克、无人机,凡是能“听响”的贵重道具都给观众拍了个遍。观众的回报也很直接,36亿的票房、8.3分的豆瓣评分。


《红海行动》片场


超高的票房把林超贤推上了神坛,他的名字已经和主旋律密不可分,只要他想接着拍“行动”系列,可以调动比《红海》更多的资源。


“成名”之前,林超贤最想拍的是《江湖告急》的续集。故事的大纲早已写好,此前如果有人愿意投资,他甚至可以把那两部“行动”暂时放下。


也许,每一个北上的香港导演,心里都有一部《江湖告急》。


就像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青春愿望。


5


选择北上的人,要经受风雨兼程的颠簸,选择留下的人,要忍受叫好不叫座的寂寞。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女人四十》和《桃姐》两部电影创造过大满贯(最佳电影,导演,编剧和男、女主角)的“神迹”。它们的导演都是许鞍华。


许鞍华电影的主角一直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悲欢离合。


当身边的同辈后生纷纷北上时,许鞍华没有走。有老板拿着大制作的剧本和银行卡找到她时,也被婉言谢绝。一直和母亲住廉价公寓、出门坐公交车的许鞍华平静地说:“那不是我想拍的电影”。


刘德华说,不想看到这么好的导演,如此辛苦地找钱拍电影。


后来,坚持慢工出细活的许鞍华也接了两部合拍片,《玉观音》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不出意外,票房扑街,两部戏加起来只有一千多万。


看着惨淡的票房,许鞍华摇了摇头,说自己不是徐克,没法用想象来拍电影。转身回到香港后,许鞍华像一条回到水塘的鱼,拍了两部充满生活气息,同时横扫金像奖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


《桃姐》里有这样一个片段:扮演电影制片人的刘德华来北京开会,会上,他和徐克、洪金宝为了预算在内地老板面前吵了一架,大有要散伙的意思,信以为真的老板只好给项目加了钱。忽悠成功之后,吵架的三个人在北京吃了顿涮羊肉庆祝。



扮演那个被忽悠的内地老板的人,就是《桃姐》的投资人于冬。


叉少觉得,许鞍华想用这场戏告诉观众,我知道他们都在玩什么,我只是想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许鞍华跟记者说,不要再写她生活得有多苦了,她不想诉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不会感到辛苦。


6


2013年,王家卫带着筹备十年的《一代宗师》和观众见面。对于这位导演来说,无所谓北上不北上,因为没有投资人和观众能为一部电影等十年。


《一代宗师》里,北方的宗师宫羽田对叶问说,拳有南北,可是国有南北吗?


佛山的叶问回道,其实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在你眼中,这块饼是一个武林,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所谓“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进步。


电影上映后,有人问王家卫,如何看待香港电影的去留,王导藏在墨镜后的眼睛闪了一下。


“从1949年开始,香港电影就已经是全世界华人的一种娱乐。香港电影从来都是依靠外面的市场,但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如果香港电影本身是行的,又何止‘北传’?”


当年,南边的人来到北边,带来了专业、技术和理念,也看到了未曾见过的壮美山河,这山河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他们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感动、回忆和青春。


拍《新龙门客栈》的时候,张曼玉、梁家辉、林青霞被敦煌黄沙遮天的沙漠震撼,回到香港后,身上不知哪里还会掉出沙子来。


拍《大话西游》的时候,周星驰每天会骑车带着朱茵,经过银川的朔方路,往返于酒店和片场之间。刘镇伟后来说,他们天真的样子让人很难忘。



拍《如果·爱》的时候,周迅躺在安定门桥下结冰的护城河上,紧紧地抱着金城武,在零下二十度的北京,她有了不放开的理由。


如今,香港电影人北上十六年后,两地已经密不可分。


就在上个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了一个消息,中央相关部委对香港电影颁布了五项利好政策,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合拍片里内地演员和内地元素的占比被取消了。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当内地导演的《我不是药神》等接连刷新票房纪录时,南北影人已经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现在两边电影人能一起吃肉了,只是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大餐好像越来越少。


90年代末,当《泰坦尼克号》驶向亚洲的时候,东亚电影人都被美国大片制造的奇观折服。我们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在电影院看到自己国家导演的奇观。


从那之后,韩国电影奋起直追,在现实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日本电影不紧不慢,每隔几年都有让人惊叹的作品,而中国的南北影人则历经从陌生、竞争再到携手的转变,蒙起眼睛跑到了距离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一步之遥的地方。


只是,电影品质和市场规模似乎不是那么正相关。


前两天,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寄生虫》摘得金棕榈奖,成为韩国电影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去年获奖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


而早在26年前,内地和香港电影人已经通力合作,让《霸王别姬》折桂金棕榈。


陈凯歌与张国荣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再未有突破。如今我们的起跑线,与同属东亚的日韩相比,已经落后太多。


说到底,无论是北拳南下,还是南拳北上,中国电影如果有勇气突破自身的局限,又何至于在一片金棕榈前唏嘘不已。


是时候停下来,好好看看我们曾经无比珍视的舞台了。


部分参考文献:


北京日报,《吴思远:在内地影坛书写“第一”》

北京日报,《陈可辛:一个香港导演的适者生存哲学》

南方人物周刊,《许鞍华的幸与不幸》

新浪娱乐,《独家对话陈可辛:再顿再悟再枯荣》

南方周末,《要么北上要么等死》

南方周末,《“中国公安的头一次”,怎么被导演林超贤拍成商业片?》

新快报,《王家卫解读<宗师>:叶问不爱宫二 只爱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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