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作者：严灏文（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封面：视觉中国
近些年来，在新闻传媒和影视作品的宣传下，人们饶有兴致地谈论着中国对非洲的援建，中国企业走向非洲、在非洲做生意，把目光聚焦在中国—非洲的叙事上，感叹着国家日益强大并逐步实现“走出去”。
而在另一个少有人关注的方向上，非洲—中国，这里演绎着全球化的另一面，一个不那么“高大上”的全球化。如麦高登教授（Gordon Mathews）将在广州的非洲人描述为一种“低端全球化”现象。
麦高登教授（Gordon Mathews）
广州的小北、三元里一带，聚居着大量来自非洲的黑人群体，因而这里又被称为“巧克力城”，街道两旁开着不少做阿拉伯菜和非洲菜的餐馆，商铺的名牌夹着中英两种文字。有些广州人笑称，去到这里仿佛像出了国，自己变成了“外国人”。
在网络上，这里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地方，经常被网友嘲讽和抨击，称这里的黑人泛滥成灾，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传播艾滋病等等，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针对这些黑人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确实，在广州的黑人群体长期聚居于此，让不少民众对此怨言不断。凡此种种，究竟问题何在呢？他们给广州，乃至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根据广州市公安出入境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25日，全市有临时住宿登记记录的非洲国家人员346886人次，占外国人总数的20.1％。全市实有在住外国人83716人，前五位国家分别为韩国、日本、美国、印度、俄罗斯。全市实有在住非洲国家人员15738人，占实有在住外国人总数的18.8％。全市共有常住外国人49830人；全市共有常住非洲国家人员5396人，占常住外国人总数的10.8％。
与最新的发布的数据相对比，截至2019年6月25日，广州全市共办理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122.3万人次，前十位国家分别为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印度、越南、泰国、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全市共有常住（居住半年以上）外国人5.5万人。按国籍分前十位分别为韩国、日本、美国、印度、也门、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泰国、英国。
从数据显示来看，显然来自非洲的黑人群体只占广州外国人的一小部分，这与一些媒体所声称的广州有二三十万非洲人相距甚远。当然，存在不少外国人非法滞留的情况，这是官方无法统计到的数据。不过结合一些学者（如麦高登、李志刚等）经过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一年中非洲人在广州的数量变化也很大，非洲商人一般在一年中的两次广交会期间来华，但到了12月至次年2月，即圣诞节至春节的这段时间，非洲人又会离开广州，这与前些年像候鸟般的打工群体相当类似。
实际人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相差并不会很大，差距约在1万到2万之间，加之近年公安部门加强对境内外国人的管控和对“三非”外国人的整治，网络上关于在穗非洲人有上十万的说法确实是夸大了的。
在广州的非洲人以商人和留学生这两个群体为主，其中留学生也会借着在华逗留期间参与一些贸易活动，如倒卖小商品等，与中国人在海外代购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前者买卖的多是中国制造的纺织品、电子产品等廉价产品，而后者则多是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及奢侈品。
一个常见的景象是，来自非洲的“提包客”，在广州街边的大小商铺采购完商品后，将货品塞进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和纸箱，随后直接携带着这些货品坐飞机回非洲售卖。运气好的话，这些货品能顺利通过海关，若是被海关抽查到违法违规的货品，他们需要缴纳一笔数目不小的罚款。
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情况，这些非洲中间商直接找到中国的厂商定制他们所需的货品，然后找到专门的物流中介帮助他们将这些货物运回非洲。
难以融入社会
民众对黑人群体是否存在偏见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与不少民众对黑人群体的固有认知有关。近年来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有关黑人群体的负面消息，以及一些影视作品中黑人的负面形象，无疑也加深了这样的成见。
一方面，此前“三非”外国人问题在小北和广园西一带较为严重，特别是非法滞留的外国人。过去，广州入境的政策较为宽松，有不少来自非洲的商人在拿到签证以合法的方式入境后，长期滞留在广州。其中也确实存在贩毒、卖淫、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媒体报道后，民众对黑人群体的认知便与违法犯罪这一印象捆绑在一起。
另一方面，民众对于黑人群体来自较为落后的非洲这一认知，以及这个社会普遍的“以白为美”的审美标准，使得面对形象差异较大的不同种族时，自然在心理上接受程度不会高。中山大学的李志刚教授曾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考察广州市民众对黑人群体的接受程度，研究反映商人、服务业人员等对黑人有着较多接触和了解的群体对黑人的接受程度较高，而白领、学生等与黑人接触较少的人接受程度则比较低[1]。
图1 不同职业人员对黑人区的看法（李志刚 制）
我们能经常看到，在地铁或是公交上，当有黑人进入车厢时，会有人捂着鼻子，若是与黑人发生了接触，会掸一掸衣服。
麦高登在其《南中国的世界城》一书中，分享了他访问非洲人的经历，其中在谈到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讲述是否有受到种族歧视时，有些很肯定地表示有受到过歧视，例如有些的士司机明确表示不会搭载黑人。而有的则认为，中国人对非洲黑人的行为并不算是一种种族歧视，中国人的一些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未见过黑人，有些中国人甚至还认为他们的黑皮肤是因为非洲太热而晒黑的。
一名非洲妇女带着孩子走过宝汉直街的水果摊。李东摄影（图源：新华社）
严格来讲，中国并不像美国、澳大利亚等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中国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但并不像很多移民社会那样有着明确的种族划分，中国的社会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种族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于非洲黑人的厌恶或者说歧视，更多是出于嫌贫爱富的心态，而非种族观念。
因而，如果问中国的民众存在对非洲黑人的歧视吗？坦白来说，是的。但如果说存在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起码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是如此。
而对对于来到中国的这些非洲黑人来说，绝大多数来自非洲的黑人是有宗教信仰的，这也使得一些初到中国的非洲人会对这个陌生的社会感到困惑：“这些不信上帝或者不信真主的人，我又如何相信他们呢？”甚至会先入为主地假设中国人为了利益不讲诚信。实际上，双方都对彼此存在肤浅的理解和错误的假定，这是造成本地人与黑人群体矛盾的重要原因。
大部分到中国的黑人群体，只是来做生意赚钱，并不打算移民中国，这与很多试图移民欧美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真正能融入到当地社会的非洲人并不多。只有极少数人会选择申请中国的永久居留身份。
只要赚到足够的钱就回国，这是大部分非洲商人的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产生许多非法滞留者，因为他们是在签证到期前还未赚到足够多的钱才选择留下来，希望能再拼搏一把。这与过去不少中国人到海外打拼淘金聚居在唐人街的情况很相似。
麦高登在研究香港重庆大厦和广州小北的情况时就发现，早年大量非洲商人前往广州的几大原因是：较为开放的签证、更靠近生产厂商的区位、更多直飞非洲的航班。经济因素是影响这些行为的最主要原因，而如今，这些条件正在发生改变。
全球化的另一面
对于这些身处广州的黑人群体，麦高登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低端全球化”。他对此概念的定义是：
“人与货品在低资本投入和半正式（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下的跨国流动，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全球均有发生。”
它所对应的，是跨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由大型组织透过数十亿的财政规划、全球宣传及雄厚律师团队来实施典型的全球化，如麦当劳、可口可乐、苹果、谷歌等企业。
确实，这些在广州街头倒卖的小商品，不如这些跨国企业研发生产的产品那么高大上，前者的价格也比后者低廉许多，其中还可能会有假冒伪劣的产品，这都使这种小商品买卖背负了不太好的名声。另外，近年来刮起一股推崇“匠人精神”的热潮，追求产品的工艺和技术含量。传统的有着“物美价廉”标签的“中国制造”产品似乎正为人们所不屑，并有言论称“物美价廉”本身便是伪命题。
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追求高工艺水平、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没有问题。但客观而言，“物美价廉”同样也有其存在的市场，没必要站在一个“道德高地”去抨击。
对于许多非洲国家，以及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或国家的民众来说，高价的优质商品并不是他们的消费目标，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物美价廉、他们消费得起的产品，这些全球化的产品他们也值得去享受使用。正是有这样的需求存在，也自然会有一个地方来生产供应这些产品。
只不过，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承担了这一功能，而未来随着产业转移，也许这个地方会是东南亚，或是其他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中国不仅将全球化的产品带到发达国家，也带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身处广州的黑人群体，正是亲身参与其中。
而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麦高登的观察指出，中国人确实想要变得更加国际化，但却是一个更加“高大上”的国际化，而不是有着许多低质量商品交易的国际化。可是，在麦高登看来，真正让广州变得国际化的人，恰恰是这些不富有的黑人群体，而不是那些有钱的欧美人或是日本人，后者在自己的中产社区里封闭地生活。
反而是这些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商人在街道、商铺以及工厂里和中国人接触交流。当然，麦高登的观点仅为一家之言，多少是在为这些黑人群体鸣不平。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非洲的商人起着沟通广州与世界的作用，他们同样是这个全球化的一部分。
反思：黑人问题究竟何在？
当我们从整体来看，这些从非洲来到中国的黑人群体，究竟带来了什么问题？是种族移民问题吗？事实上，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相比，中国对移民政策的控制要严格得多，极少有外国人能获得中国的永久居留权或是入籍中国。
前面也提到，绝大多数的非洲黑人并不打算移民中国，他们来到这里更多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并且，如今随着签证政策的收紧和营商成本的上升，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直接在非洲设厂生产，挤压了这些非洲中间商的空间，许多非洲商人发现在广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再加上社会上对黑人群体不那么友好的舆论环境，经常需要面对警察的随机检查，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离开广州，前往移民管制更为宽松的地区。
那么，是治安问题吗？广州市公安曾公开表示，非洲人在广州的不法行为实际上被放大了，黑人群体的犯罪率并不高。而那些非法滞留者因害怕被驱逐遣返，反而会表现得更为低调。而与之相对应的，却又是执法者在外国人管治问题上的拘束，由于存在涉外的因素，执法者对外国人执法的程序变得更为繁琐，使得执法者有时难以适从或无从下手。
那么，是社会文化问题吗？很大程度上是的，中国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移民社会，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就是传统的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社会，而其恰好又是较多外国人前往居留的地区。中国人没有明确清晰的种族观念，也没有经历外裔人口聚居在当地社会，改革开放不过才四十年，传统的中国社会对于这种新的现象没有那么快能接受和适应，不仅是对广大民众，对政府而言也是如此。这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新的冲击。
哥伦比亚大学的Neeraj kaushal教授指出，移民对许多社会来说更多是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寻找机会，不仅会有来自欧美发达地区的外国人，也会有来自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其中不乏有意移民中国者。
中国终将有一天会遇到自己的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社会管治和族群结构都将会面临新的调整，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甚少有经验能够借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非是个例，日本也遇到了与我们相似的外来移民问题，日本还在2019年推出了移民新政，以应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可能出现的更多的移民，日本的经验或许将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于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议题，其意义便在于，面对更深层次更多面的全球化，中国的社会准备好了吗？
文中注释：[1]李志刚,薛德升,杜枫,朱颖.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9,28(04):920-932.
参考文献：
[1] 麦高登, 林丹, 杨瑒. 南中国的世界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
[2] Kaushal, Neeraj. 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3] 牛冬.移民还是过客?——广漂非洲人的现状观察[J].文化纵横,2015(03):62-69.
[4] “难民or移民？被误解的广州黑人群体”，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71235172276597
[5] “广州黑人，大城市的另类弱势群体”，http://news.cntv.cn/special/thinkagain/guangzhounegro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作者：严灏文（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封面：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