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陈季冰，封面：东方IC
01 少女格蕾塔，是圣女还是病人？
气候变化，原来似乎是一个科学专业问题，现在却主要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科学因素反而退到了次要位置。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后，这场一度看似已经盖棺定论的纷争再度——而且比以前更加——白热化。
16岁的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上月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愤怒控诉，就是这场越来越偏执的政治斗争的悲哀插曲。强调环境保护的进步主义者将她视为一场伟大民众运动的青年领袖、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希望”、甚至是一位“圣女”，他们已经成功地将她推入到多个国际奖项的候选名单中，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
而主张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则讽刺她的行为是“青春期逆反”“有心理疾病”，甚至还给她贴上“环保恐怖主义”的标签……
格蕾塔·桑伯格（图/视觉中国）
以我半辈子的人生经验，肯定不会认为一个年仅16岁的少女有能力对一桩事关全人类命运的宏大事务抱有多少真知灼见。
我猜想，西方左翼进步派人士可能觉得，让这样一个未被金钱、权势和既得利益“污染”的“纯洁”少女出场，会为自己支持的事业增添更大的道德感召力。若他们真这么想，是令人反感的，因为解决这一类问题需要的是恰恰是清澈的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
然而那些右翼保守派人士对Greta的妖魔化同样令我厌恶，她的观点也许（可能性很大）的确是幼稚和错误的，但因为不同意一个人的观点就对他进行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实在为君子所不齿。
实话说，我甚至都没有看到过这些所谓“保守人士”对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表现得像对Greta那么恶毒的，更何况她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讽刺的是，过去的保守派人士从来都是以恪守从容、平和、克制的绅士美德为己任。
02
气候变暖，是科学还是公共政策？
在我看来，气候变化问题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一系列问题，它至少包含了相互关联但性质截然不同的五个问题：
1，地球气候是不是的确在变暖？
2，如果的确在变暖，将会对人类造成怎样的影响？
3，如果气候的确在变化，人类活动是不是其中的主因？
4，如果气候的确在变化，人类应不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办法？
5，如果的确需要采取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
其中，问题1、2、3是纯粹的科学问题；问题4一半是科学问题，一半是公共政策问题；问题5是纯粹的公共政策问题。
环保人士为消失冰川举行“葬礼”（图/视觉中国）
我觉得，只有正确区分这五个问题的不同性质，并梳理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比较心平气和地把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真正有意义的方向，而不是脸红脖子粗，弄得一地鸡毛。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问题1、2、3是纯粹的科学问题，那么关于它们的答案，我们就应当尊重这个专业里目前比较权威的科学家们的主流意见，而不是凭着一些出处可疑的小道消息信口开河。
我的媒体圈朋友中有不少“川粉”（特朗普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气候变化论反对者），他们坚决不同意我的上述看法，理由是：对于这一类问题，每个公民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平等权利。
我认为他们混淆了公共领域与专业领域，将政治权利与学术标准混为一谈了。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当然拥有就各种事务发表自己观点的天赋权利。如果有一个人，哪怕他高中都没念完，但宣称牛顿的三大定律是错误的，也没什么不可以，这的确是他的言论自由权利。
然而这是一种普遍的政治权利，并不是专业领域里的特殊能力和资质。在物理学这个专业领域，他的观点与一位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的观点显然不具有“平等的”价值，虽然他俩的公民投票权是一样的。正因为这样，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物理学教科书不会采用他的观点以取代牛顿三大定律，哪怕他说服了再多人投票支持他。
格蕾塔·桑伯格在美国纽约参加气候变化游行（图/视觉中国）
科学研究是有一整套严格规范的，一种学说，并不是社会上同意的人越多，就越接近科学真理。这与公共决策的逻辑有本质区别，试图通过赢得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来支持或改变某一科学结论，是荒谬的。
当看到我的“川粉”媒体朋友们不停地写文章，一会儿列举一堆来历不明的数据证明气候变化论不成立，一会儿又找出几篇历史文献来证明气候变暖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再过一会儿又说气候变暖不是坏事（我有一位评论员同行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气候变暖了，人类会过得更好）。我就忍不住觉得很好笑。
这里面充满了观念先行和逻辑混乱，看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认为气候究竟有没有变暖？
我从没有相信过一个没有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门外汉，仅仅凭借一些大众媒体、甚至自媒体上的零散信息，就能在书房里写出一篇真正有科学价值的气候问题论文来。更何况，在现代，像气候变化这一类主要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离开了昂贵的仪器、实验、监测以及广泛的专业团队合作，怎么可能取得什么有质量的成果？
03 气候变化中的公共政策逻辑
那么，公共政策的逻辑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其实认为，就算我们承认了目前全球科学界对上述问题1、2、3的主流结论，即我们承认气候确实是在变暖，承认气候变暖会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承认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如果我们打算坚持自由市场原则、反对政府干预，就仍然有符合逻辑的充分理由反对就气候变化采取积极的人为干预行动，也就是上述问题4的答案。
格陵兰岛气候异常温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图/视觉中国）
如果一件坏事注定要发生，我们既不必闭上眼睛（还要蒙住别人的眼睛）否认它，但也不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去阻止它。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可能没有能力阻止它的发生，这主要还是一个科学问题。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死，这难道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吗？但我们不会呼吁政府和社会将研究如何实现长生不老列入议事日程。
因为常识理性告诉我们，那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会造成重大的资源浪费。我们要反对修炼“不死仙丹”，并不需要矢口否认人会死。这与我们反对强制减排，并不需要否定气候变暖一个道理。
第二，即便我们有能力阻止它的发生，我们也不一定会采取行动，因为阻止它的发生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它本身造成的损失更大。这就涉及到了公共政策中的利弊权衡，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它们都是有利有弊，而且通常会对一部分人有利，对另一部分人有弊。
例如，我们不会去花钱花力气去修筑一条“万年一遇”的防洪堤，因为建设和维护它的成本比等一万年只有一次的洪水灾害真的发生了再去想办法应对所需要的资源多得多。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技术一直在以超乎我们预想的速度飞快进步，焉知未来不会出现更经济和高效的抗洪救灾手段？我以为，如果我的那些“保守主义者”朋友用这个理由来反对温室气体减排，就会相当有说服力，也更加符合他们所宣称信奉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
04 阴谋论之下的气候变暖
不过，从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上来说，问题5是最值得展开一场开放性公共辩论的。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或许的确需要对气候变暖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但“怎么做”比“要不要做”可能更关键。
历史上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即便是像救灾、扶贫、环保这样的公益事业，也只有采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化手段，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实效。反市场的计划手段和武断的行政命令只会适得其反，更严重的是，它们不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会造成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
2018年12月2日，波兰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峰会揭幕（图/视觉中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了尽快实现能源替代，目前许多国家对各类“新能源”的开发、生产和使用实施了五花八门的财政补贴。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这些新能源企业中的大多数是很难在市场竞争中自主地生存下去的。
然而，我们若进一步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实际上，许多国家对传统化石能源一直以来就存在显性和隐性的巨额补贴。如果不是有国家保护，世界上许多化石能源巨头的风光日子大概早就到头了。
一方面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减排，另一方面又用行政力量去保护传统矿石能源……其中的尖锐讽刺令人哭笑不得。这种相互矛盾的政府补贴不但抵消了减排的效果，最终还严重削弱和扭曲了能源领域中的市场自发机制，对产业和经济造成了持久的破坏。
遗憾的是，当下关于气候问题的面红耳赤的争吵大多数都没有聚焦于这类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地方，而是各说各话，并且充斥着各种反科学和反理性的荒谬论调。
2016年4月22日，多国领导人齐聚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协定》（图/视觉中国）
最让我感到反感的是，如今正反双方都越来越不假思索地拾起阴谋论的武器，对不同观点者进行恶意揣度和道德诋毁，甚至直接的人身攻击。左翼人士一口咬定，反对《巴黎协定》或主张对减排问题审慎行事的保守派都是“化石燃料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右翼人士自然也不甘示弱，他们中的不少人公开宣称气候变暖是各国政府和精英人士们联手精心策划出来的一个“世纪大骗局”，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邪恶动机”，例如扩大政府权力，以便更好地控制民众……
我们应该明白，一旦对一个问题的讨论陷入这种揣测他人内心动机的阴谋论，那么对立的双方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可以沟通和理解的空间。因为讨论已经从针对“事”变成了针对“人”——既然对方已经被判决是“坏人”了，那跟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再说了，揣测他人内心的“邪恶动机”，可以是无边无际、天马行空的。只不过，所有针对他人的阴谋论攻击，都能够完美无瑕地被“以己之道还施己身”。
05 气候论争的最大教训
站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上，我认为这类质疑当然是可以的，甚至是必须的。但它需要的是深入调查，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事件背后存在的利益交换、甚至更大的黑幕。这是一个健康社会里不可或缺的舆论监督，是新闻工作者肩负的神圣使命。
但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如今的媒体世界里却弥漫着一股股恶意揣摩、无端指控和粗暴攻击的恶劣气息。
围绕气候变化的口水战，将我们这个时代里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之间日益加剧的裂痕展露无余。这个议题是由知识界的精英推动的，在民众尚未取得广泛共识之前，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已经开始了积极行动。这激起了一部分民众的不理解和激烈反弹，然而这种反弹采取的是民粹主义的错误方式。
政府试图用科学问题取代政治问题，反对的民众则试图用政治问题取消科学问题。结果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夹缠不清，既损害了科学的权威，也败坏了政治的德性。这就是我从气候变化问题纷争中得到的最大教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陈季冰，封面：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