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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能做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文章来自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马立明,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多家互联网企业裁员事件接连刷屏,在公司工作数年的中年员工因种种原因被不体面地劝退。尽管具体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仍有可斟酌之处,但是,资本确实展示出冷酷而不近人情之处。尤其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中年人的生存情况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年人曾被认为是职场中掌握话语权的群体。但在当下社会转型期,这个群体的脆弱程度超出想象。人到中年,从云端跌入谷底,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更痛苦的是,再就业之路同样充满荆棘,“重头再来”难度重重。在这个日益互联网化的社会,留给中年求职者的机会非常有限,公司更倾向于招聘更年轻、更廉价的员工。尤其是一些曾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年人,即使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恐怕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相应的岗位了。而也一些人已经做好准备,与职业生涯说再见了。


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建立职业用工制度以来,“毕业后工作、60岁退休”成为一种得到公共认可的工作制度(在中国,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了)。一般认为,人类20—65岁的这段时间,是有劳动能力、可以自主创造财富的时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职业生活被认为是人生命历程的主要意义,没有之一。而职业身份,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没有工作的人生前20年里,他(她)所接受到的教育,都是为了工作而准备的。而有些人在退休后也在发挥余热,更是将工作贯彻终身。从这个角度而言,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定义了你


然而,当我们步入全面网络化的21世纪,突然发现人类的工作模式出现了变化。以下的一些现象,持续地动摇着我们对职场价值的信仰:


——在全世界范围内,劳动的机会似乎在不断减少。人口爆炸是一个原因,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就业市场。另一个原因是自动化与智能化,大大减少了劳动力需求。以超市为例,随着智能支付系统的普及,超市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一半以上。


——知识的更新迭代在加快。由于网络媒介与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这也意味着一批知识老化的劳动者可能会丧失就业机会。尤其是很多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没办法得到更新,造成了难以逾越的“本领恐慌”。


——高强度的用工模式。996逐渐成为常态,职业劳动者被驯化为企业战士模式。“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就被压榨到尽”,这形成了当下青年就业的两难。残酷的用工模式,导致劳动者为了适应高度强度的竞争环境,逐渐牺牲个人生活。


——结构性的失业。在一些节奏较快的企业里,中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件结构性的问题。这无关于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对于大龄劳动者的一种恶意。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崇尚效率,就会淘汰落后产能。而大量劳动者由于薪金较高、精力减退、被家庭分散精力,而被认为是“落后产能”(哪怕他们曾经以996效忠公司),从而遭遇裁员。大量工作(包括技能性工作)变成了“青春饭”。这种“中年危机”,慢慢从焦虑变成现实。


这些现象,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闻图景:劳动者起早贪黑,风雨兼程,又总是身不由己,甚至事与愿违。如今年夏天那首红遍全国的摇滚唱的,“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去了”。各处飘散、枯萎,这似乎是职场江湖的写照。


有人将失败归类于个体的不努力,但这难免有点简单化。遭遇职场困境的,不乏非常优秀的人,包括985的硕士、博士,还有曾经有过辉煌实战经验的“老江湖”。其中还有一些人以极端的方式抗争,并成为新闻头条,比如不久前在美国纵身一跃的曾为浙大学霸的华裔脸书员工。半生的努力,依然未能让他平稳度过中年的劫难。当此类事件已经具备一定普遍性之后,它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它指向的是,我们社会处于一个怎么样的阶段,劳动者到底该如何自我定位?



必须认识到,我们进入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很荒芜的后工业时代


建立于18、19世纪的工业体系社会逐渐走完了半场,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成为了过去。社会学家涂尔干 (Durkheim曾经提出,这种工业化大生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机团结”,让职业劳动者按照自己的行业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比如同事、同行等,并构成当下社会的行业共识。


但是,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深化,作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不仅仅是工厂,不少依据“有机团结”而缔造的大型企业,也在悄悄转变经营方式,放弃产业中“重”的部分。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被认为是新经济的代表,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入口。


这种后工业时代,尽管很环保、很便利、很“轻”,甚至创造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财富神话,但是也孕育着极高的风险。乌·贝克(Ulrich Beck)曾经预言到这种工作体制的风险性,因此他在其作品《风险社会》中提出,工业社会逐渐消亡、新的“风险社会”正在凸显


这个社会正在变得高度不确定,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学术讨论中,风险尽管经常被用作健康、环保等议题之中,但不可否定,失业的风险同样是现代人最焦虑的来源之一。尤其是不确定的工作状态,以及高度激烈的人才竞争,令职场成为高风险区。即使充分的教育,也未必能减少这种职场风险。


而新经济是否能规避这种风险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网红通过网络表演实现了财富自由,但是更多的网络写手、UP主、主播依然处于不温不火状态,财富变现极其困难,这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劳动无法变现


这与工业时代按劳分配的计件工资,处于完全不同的逻辑。很多中年人羡慕青年们在网络世界赚钱的方式,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工作统统都是“干不到40岁”的工作。哪怕是最火的网红,其持续性有多久,能火多少年,恐怕是个问号。当这帮青年进入中年后,恐怕也将遭遇转型的痛苦。


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很难复制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当集体化大生产让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人进入了悬空的状态


悬空状态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但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在几年前,大量的闲散劳动力进入了网约车行业,成为了滴滴司机。但是,一旦平台出现变化,比如利益分成的改变,有可能会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滴滴不是长远之计”,很多师傅都曾经跟我说过。但是,什么才是长远之计呢?大量的劳动人口,慌张地追寻着职业的不确定性。


人类是需要确定性的动物。这种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了失业的威胁;即使是成为网红的幸运儿,也在思考过气之后如何自保。


且不论尊严、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败的风险一直高维存在,这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是摧毁性的


“后工业时代”对人来说是友善的吗?


“边走边瞧”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对策。长期规划似乎变得无用,职业理想也无从谈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暂地闪耀。大量的人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状态,等待着似是而非的“风口”的到来,以博短线的方式获益。



英国学者居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经使用“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台湾地区翻译为“飘零族”)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被不稳定、不确定、债务与屈辱缠绕,逐渐失去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权力,陷入“弃民”(denizen)状态的劳动者,并称他们将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堆积于系统边缘的“飘零族”越来越多,这些曾经是社会“不可见”的人,在最近频繁出现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他们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产中年,也可能是“佛”、“宅”、“废”的惧怕竞争的青年。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职场之外。


从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到东京的“为了1500日元而战”运动,再到最近纽约的“地铁逃票者”运动,抗争者的脸谱往往就是处于尴尬地位的“飘零族”。以日本底层运动为例,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被战争与资本杀死”。呼唤职业的尊严与生存的机会,是飘零族的内在呼声。


在后工业时代,飘零族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他们未必一定是贫困者,或者也赚到了一定的快钱,但是这种悬着飘着的状态,很可能一直深化着他们的恐惧。这种后工业时代之痛,一直在异化着当代劳动者。他们会觉得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没有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认为是弃民的同时,有着浓厚的反社会情绪。


当现代性大工厂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原子性的生存状态,未必能令人变得更自由,反而让人遭遇不安与困顿


社会学家项飚提出“工作洞”理论时,恐怕很多人忽视了它的两面性:工作洞是一种折磨,但同时也是一种归宿、一种自我承认。人被工作所累,但也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对人而言,是一种“锚”一样的存在,它确定了人最终的走向。


飘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认为是“新危险阶层”,是因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他们,很容易会产生反社会的情绪,从而变成愤怒的抗争者。


人们本认为的“后现代”生活应该是充满想象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彼岸世界,但是,谁也料不到前方的竟然是民粹主义与愤怒浪潮。越是发达的国家与城市,飘零组成为了失去希望的“末人”,他们成为了繁华都市最极端的破坏者。在抗议运动中,他们破坏城市、破坏家园,用最原始的暴力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乐观表示:未来的世界,工作交给机器去做,人类就不需要干活了。后者可以从事艺术、文学等创造性职业。这看起来是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些职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吗?这些作品就一定有市场吗?更进一步地说,“不被需要的人”同时也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价值怎么体现?对于大部分只适合于程序化劳动的人们,其未来何去何从?


后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因此它在带来愿景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惶恐与焦虑。越是智能的技术,越成为确定性的梦魇。至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可以干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文章来自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马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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