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大家口中的“贫困生”
2020-11-10 18:46

我们是大家口中的“贫困生”

艾苓老师说,她供职的学校绥化学院名不见经传,几乎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末端,学生多是贫困子弟,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各个角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ID:farmercomcn),作者:艾苓(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写作老师),原文标题:《贫困生自述》,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近年来,高校贫困生群体备受关注,但众声喧哗里,唯独缺少他们自己的声音。所以,2017年初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份《贫困生调查说明》,朋友、同事、学生们纷纷转发,随后开始了一个人的奔波采访,先后接触了百余位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


在地理跨度上,以留在黑龙江工作的毕业生为主;在时间跨度上,则选择了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和在校生。1996年国家试行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到2000年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包括随之而来的收费和扩招,应该说对他们影响最大。


最初,我没有想好如何呈现他们,但是当我采访完第二个人时就很明确了,由受访者自述,以避免信息的流失。众多声音汇集起来,才能构成一个群体的集体发声,不是么?下面是其中的几个故事。


没毕业证的毕业生


受访者:绥化学院2005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原籍黑龙江省抚远市农村,现供职北京某媒体。


我家在抚远县最穷的村,是最穷的户。我有三个姐姐,爸爸经常欠钱不还。偏巧,我们和村里最富的人家是邻居。


我五岁才会走路。听人家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邻居家的大朋经常背着我玩,他比我大半岁,长得比我高。这事我不记得。


上学以后,我和大朋也经常出去玩,到了饭点,村里人会说:“小四,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啊?大朋,你在我家吃饭吧。”这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妈跟我说:“咱跟大朋家啥都比不了,学习是你唯一的出路。”


对,唯一能帮我找回自尊心的就是学习。


大姐成绩特别好,上到六年级,爸说:“下来吧,咱家缺干活的。”


她据理力争,还想继续上学,挨了爸一顿打。


三个姐姐先后辍学,继续上学的就剩我了。


我去乡中学读初中,妈到乡里照顾一位生病的老太太,和那户人家处得很好,那家儿子承包乡供销社,让爸过来打更。我跟着爸在供销社的打更房里住了两年,小黑屋的墙壁上逐渐写满俄语单词、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


那时候考高中比考大学难,抚远一中每年只收100人,50个名额给县城学生,50个名额给农村学生。抚远一共12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应届初中毕业生100人,这就是说,每年1200人在抢这50个名额。我们乡曾经连续五年全军覆没,我们这届出彩了,一共考上5个人,我的成绩排名第二。


2001年我考进绥化师专,我们这届本科生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绥化师专联合办学,发哈师大的毕业证。这张毕业证现在还没到我手,可能在学校办公室哪个柜子里压着呢。


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我们一年的学费是4560元。当时没有助学贷款,家里东挪西借凑了3600元,我带这些钱去绥化上学,从那以后再没管家里要过钱。


第一天报到,我交不起学费,在别人宿舍暂住一夜。第二天交了住宿费,我才有了宿舍。那时候三食堂还是平房,开饭的时候我帮人家盛饭,人家供我饭吃,大一上学期,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月。


学校现在的三食堂


2001年10月20日,我跟几个同学举着牌子上街帮人宣传。几天以后,我等来第一份家教,给一个初中生补物理,一小时8块钱。如果给小学生补课,一小时只有5块钱。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做五份家教。


女朋友是一起上街帮人宣传认识的,2003年非典期间学校封校,赚不到钱,多亏有她接济。


大三那年,我从齐齐哈尔收购旧冰刀卖给学弟学妹,挣了一万块钱,交了大二大三两年的学费,大一的学费只能欠着。


大四那年,我和同学去大庆做家教,挣了三四千块钱。这笔钱我没交学费。女朋友是专科生,已经先来北京,我带着这笔钱投奔她去了。


在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的是,我这个没毕业证的人找工作太难了。那时候,公共汽车的月票是32块钱。每天早晨,我用矿泉水瓶装好两瓶凉开水,拿着月票出门,一块钱5个的馒头是我一天的主食。报纸广告里差不多的招聘单位,我一家家跑。


有天下午,我去一家送水公司送快递,总部货车过来送货,男老板正好不在,急得女老板团团转。我赶紧帮忙,帮着卸那些桶装水。


帮完忙要走,女老板问:“小伙子,你有没有时间送水?我们这儿还缺送水的。”


送水时间是每天晚上6点到8点,和快递两不耽误,这真是喜从天降。送一桶水,我的收入是一块五,一辆脚蹬三轮可以装10桶水。快递那边下班后,我每天拼命送水,每月都收入1000多元。


有一天我有些累,往六楼送水,扛到四楼半突然腿软,桶装水砸到脚背,疼得火烧火燎。我坐在楼梯上休息,赶上大家下班,他们一个个打量我,再绕过我,各自回家。


等脚背不那么疼了,我也休息好,一鼓作气把水扛到六楼。


这样的生活差不多两年。两年后,听说有家新闻单位面向社会招聘,我试着报了名,参加了笔试和面试。


有位负责人对我的面试表现非常满意,我坦白告诉他:我还欠学费,没有本科毕业证。


他特意上网查询,查到了我的学历信息。


几天以后,我接到这家单位的录用通知!


以后的生活就比较顺了,工作稳定后,我替家里还了三万多块钱外债,在老家办了婚礼。几年前,我还为父母在县城买了带电梯的高层。


回想大学生活,我非常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教我们古代文学的老师张庆利,听他的课真是享受;一个是教我们写作课的老师林超然,他一边教我写作一边教我做人。


那时候我做家教的钱都充进饭卡,兜里的钱从来不超一百。学校临时收费,我都是跟林老师借,至少借过四次。


林老师知道我的经济情况,他跟我说:“你不用因为没钱自卑,需要用钱的时候尽管找我,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还跟我说:“你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这个学校里觉得林超然是怪物的人很多,我照样生活得很好!”


有一个期末,我跟林老师借钱,他兜里就几十块钱,跟我说:“你先去考试吧。”


夏天的考场,门窗都开着,室内阳光灿烂,远处的树上传来鸟鸣。大家正在答卷,高方老师穿着一件粉色裙子“飘”进考场,她径直走过来,把钱放到我桌上说:“以后缺钱,你来找我!”


考场的肃静突然被这样的内容打破,大家哄堂大笑。我当时真的特别尴尬,今天想起来特别温暖。


我最大的问题是自卑。有位老师说要送我衣服,鼓足勇气我才去拿,而且只拿这一次。在外面赚钱的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觉得自己不务正业。林老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让我觉得穷也穷得有尊严。


我的心里不贫困


受访者: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届毕业生,原籍四川省某县农村。


妈妈是四川人,在她第二次婚姻里生下我,爸爸是浙江温州人。


大家以为温州人都有钱,不是那样,我爸爸很穷。他上学时成绩很好,写字很好看,但爷爷奶奶去世早,他是大哥,必须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他十四岁跟着师傅学弹棉花,学会后自立门户,带着两个弟弟各地游走,一直做到他去世。


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弹一床被子手工费是8块钱。2008年的时候,手工费是12块钱。他们都是老实人,没有想过掺黑心棉什么的。夏天是淡季,他们收过废品,捡过垃圾,母亲也摆摊卖过小零食。


我小的时候,爸妈都很能干,家里情况还算好,过年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压岁钱。后来爸爸突然迷上了六合彩,一直赔钱,再后来他得了肝病,是肝腹水还是肝硬化我不太懂。家里太穷没钱治,我们眼看着他受罪,看着他离开。


爸爸去世那年49岁,我只有14岁,正是当年他独自打拼的年纪。在我们那个小镇,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顶多15万。爸妈共同奋斗了16年,没有买下一套房,我家一直都在租房子。


爸爸去世后,妈妈外出打工,把我放在小姨家,妈妈把我的生活费定期给小姨。我上初二那年寒假,妈妈从温州回来以后跟我说,她想再走一步。


我不懂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不同意!我俩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供我上学,将来我养你老,你为什么还要再走一步?”


妈妈掉泪了,她说:“你太小了,你不懂,我在外面太累了,我得找个依靠。”


我说:“能不能依靠你怎么知道?你第一个丈夫不就这样吗?”


听我这么说,妈妈的脸腾地红了,但她还是说:“这个人我看准了,靠得住。”


看妈妈主意已定,我特别伤心,感觉我就是她身上的包袱,现在她不想要我了。


妈妈带我见了那个叔叔,他也是四川人,家里还有个哥哥,都对我很和善,我也不好再反对,妈妈再婚了。这件事当时不理解,越长大我越能理解妈妈。


我初中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校长跟我谈:留校就读学校有嘉奖,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


我选择了留校就读。三年拿过三次助学金,两次奖学金,学费全免,我用奖学金买了很多书。起初我的语文成绩不好,150分的卷子我最多打110分。高二开始看名著,看各种杂志,后来语文成绩上升。有一次全市摸底考试,我的语文成绩排名全市第二。


小姨家在镇上有房子,我住其中一间,另一间租给别人。高中三年,我就住在那里,一切自理,很有成就感,老师也跟我班同学说:你们看看人家某某某,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多好。


我这么开朗,和我看了很多闲书有关,也和我的笔友有关。因为写作认识的朋友,还没见过面就很信任对方,妈妈再婚的事,我写信告诉一个笔友,她告诉我:要理解妈妈的难处,做好自己的事。现在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当时要是没人倾听和指点,自己迈这个坎还是挺难的。


考试前一周,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可能因为紧张,也可能因为兴奋,毕竟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校医不让我吃安眠药,说某种感冒药可以帮助睡眠,他给我包了六粒,说可以吃三天,刚好可以吃到考完试。


我们要在县城考试,出发前一天和高考前一天我都吃了两粒,果然睡得很好。我忍不住跟同学说,剩下的两粒药让同学要走了。我不知道药名,也不知道走多远才有药店,没出去买,当天晚上就不好了,后半夜没睡着,第二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成绩当然不理想了,我被最后一个志愿录取。


参加完高考,我给一个准高中生做家教,一个月挣到3000块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妈妈打电话说,我要是还不去看她,大学期间一分钱生活费都别想要。她肯定是想我的,怕我不去看她,所以威胁我。妈妈已经跟着叔叔在河南落脚,去那里必须坐火车,那时候我还没坐过火车。


我坐汽车去县城,再换汽车去重庆,要坐半夜的火车去我妈妈那儿。买火车票、检票、上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随大流就学会了。上车以后,有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主动跟我聊天,他说他媳妇跑了,他出去找媳妇,说了很多,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他说我就听呗。他下车前要我的电话号码,我说上大学以后马上换号,留了也没用。他说那就留下QQ号吧,以后可以常联系。我说行,给他留了QQ号,其中一个数字故意写错了。防止上当的常识,我在网上看过。


大一的时候,我做教助员,打扫教室,每月补助240元。我还兼职做家教,在食堂或者饭店做服务员。这些收入我都用来旅行,坐慢车,住一个床位二三十块钱的青年旅社,多看看不收门票的风景,还有别人家的大学,我特别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我去过北京和西安,最难忘的旅行还是在西安。有个哥哥是在大雁塔遇上的,他也是一个人旅行,他跟我讲了一些职场的事,还请我吃了午饭。现在,我们也偶尔联系。有个姐姐是火车站遇到的,她是大三学生,听说我第一次来西安,就给我介绍当地小吃。这些经历,都让我成长,我觉得我虽是贫困生,但心里不贫困。


“不贫困”的女主,现在在一家机构做一对一的小初语文教师。做最好的自己,这是校区的教师节分享会,她作为新入职的教师去做了一个小分享。


家境对我的未来还是有影响的,我很想考研,但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只能暂时放弃。我会选择在一个小城里当老师,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行业陌生的地方打拼,我不敢想。


那些年,那些尴尬


受访者: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届毕业生,原籍山西省忻州市农村,现为北京某高校研二学生。


我家的贫穷由来已久。我爷爷和他的祖辈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沟里,土地贫瘠。爷爷有四个儿子一个闺女,我爸是他的三儿子,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食。我爸九岁那年,爷爷拖家带口从山沟沟搬到现在的村子,那里是盆地,比山沟沟强很多,但一间房子都没有,他们白手起家。


“尴尬”的男主今年年底硕士毕业,这是他的家乡。


我爸妈结婚以后分家另过,分给他们的是一个瓮,一口锅,一间小土房是兄弟几个帮着盖的。那个小屋里就一铺炕,一个灶,地下还能放一个凳子,我和二姐是龙凤胎,我们就是在那个小屋里出生的。


我爸是瓦匠,当学徒五年。这五年,他工钱的一半给师傅。我们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出师,几年后,攒了点儿钱盖起三间砖房,收拾出来一间住人,另外两间堆放杂物。我高三的时候,那两间房子才收拾出来,刷了墙。


村小学有位老教师,教得很好。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他家里有事,他让亲戚过来代课。代课老师是女的,二十岁左右,语文课她领着我们一遍遍念课文,什么也不讲,数学课她领着我们一遍遍念例题,让我们照着例题写作业。


期中考试考的是三角形,我的数学考了三十多分,班里最高分四十多分。我们垂头丧气往家走,不少同学半路扔了卷子,我的卷子也让夏天的风卷走了。


回到家,我偷着跟妈说了实情,她说:“你自己跟你爸去说。”


爸干了一天活儿,正在炕上歇着,我犹豫了半天,走到他跟前说实情。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别念了!”还把数学课本直接塞到灶坑里。


如果灶坑有火,不知道爸会不会烧书,当时灶坑没火。等爸气消了,妈把书掏出来又交给我,什么也没说。从那以后,我很用功。


爸长年在外打工,妈留守在家,照顾我们,管理家里的6亩地。


我和二姐上初中那年,大姐去了县城的私立高中上学,那几年,民办高中的升学率比公办高中还高。三个孩子都住校,爸妈压力很大。


有天深夜,我还没睡着,听见爸妈小声说话。


爸问:“还得出去借钱吧?”


妈说:“嗯,我明早就出去借。你脸皮薄,就得豁出我这张脸了。”


爸说:“小声点儿,别让孩子们听见。”


我躺在角落听见他们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棉鞋穿了两个冬天,终于扛不住了,前面顶出洞,鞋底掉了一半,我勉强拖着走,不敢跑。那年学校供热不好,教室在供热系统的神经末梢,很冷。


最怕值日生往地面洒水,水从鞋底渗进来,鞋底和袜子就都湿了。我一直穿两双棉袜,脚还是冻伤了,发作的时候很痒,得用桌子腿压住脚,才能勉强听课。


虽然我一直都有朋友,但在学校里特别自卑。我不敢当众说话,每次老师点名叫我回答问题,我都紧张得脸红、出汗。我从来没有在县城的浴池里洗过澡,感觉太脏了,回家的时候用水洗洗。等到头发太长,同学管我叫“人熊”了,我才去理发店剪发,让师傅剪到最短。我从不和大家一起上厕所,等大家都回来了,还差几分钟上课,我再匆匆跑去。


二姐考进忻州最好的高中,我在县城继续读高中,大姐考进专科学校。上大学以后,大姐就开始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努力减轻爸妈的压力。


高中的语文老师对我特别好,有一个雨天她带我们去她家,她进屋以后换上拖鞋就忙着倒水,我想帮忙便直接进屋,回头才看见,老师家的白色地砖上留下两行泥脚印。


那时候真是尴尬。其他同学进屋前,先在外面的脚垫上蹭干净鞋,进屋以后都换了拖鞋,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差别,也是我和他们的差距。


老师见我尴尬,说:“没事没事,拖下就好了。”回头拿出拖布,轻轻擦去泥脚印。


班主任教数学,她不喜欢我,我当然也不喜欢她,这影响到听课效果。有一次下课我走得晚,班主任在收拾教具,我们碰巧一起走出教室。下楼的时候,她指名道姓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某某某,这三年你就长个了!


老师这句话,让我难受好几天。


高中那三年我确实长高了,公办食堂伙食不贵,我和两个男生搭伙吃饭。一碗大盘面3元钱,是我们的早饭,晚饭也常吃这个。一大碗盖饭8元钱,是我们的午餐,基本能吃饱。这样吃下来,我们三个人一天的伙食费是14元钱。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不是回家,是回去拿钱,那种滋味特别难受。高三刚开学,也是回家要钱的时候,我跟爸妈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也出去打工吧。”


正吃着饭,爸把饭碗往饭桌上使劲一敦,里面的饭溅得老高,他冲我大吼:“我们吃土,你们也要读书!”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脾气,吓坏了。爸突然捂住心口,跟妈说:“死娃子,气得我心口疼!”妈赶紧找药,我慌忙倒水。


爸吃下药,再说话的时候口气虚弱了很多:“去学校好好读书,别的事都不要你操心,记住了吗?”我使劲点点头,说:“记住了。”


有一段时间我妈在家养猪,放假回家我去磨坊磨玉米,做猪饲料。有位村民我他叫叔叔,他看见我老远就问:“你打工回来了?”


我说:“我还在读书。”

“你多大了?”

“虚岁十九。”

“十九岁了还在读书?”他问。

“嗯。”我有些尴尬。


叔叔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十九岁了咋还读书呢?”他儿子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


在我们村,男的十七八都在外面打工,女孩十七八就嫁人了。三个孩子都读到高中,已经绝无仅有,后来都上了大学,更是奇迹。


高考结束,我想多赚点儿钱,爸托他的朋友在长治那边的工地上给我找了份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钱。公司在修高速公路,我们是先头部队,去漫山遍野的测量点做各种测量。


暑期的太行山麓像个巨大的蒸笼,我每天扛着水准仪跟着师傅爬上爬下。两个师傅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整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学了点儿测量的皮毛。


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是下班走到公路上,等着公司的车来接我们。如果赶上雨天就更好了,可以休息一天,工资照发。


我们住在一处简陋的民房里,一个房间住八个人,床上每天一层土。


我没有野外工作的经验,胳膊很快就晒伤了,冒出一层大大小小的水泡。现在只要夏天晒到,胳膊上还会出水泡,太痒时被我挠出血。


公司的矿泉水可以随便喝,天气太热,我不停喝水。两个月的工作结束后,我再也喝不进去矿泉水了。


我用打工收入买了一部手机和一些生活用品,用助学贷款交了学费,剩下的钱留在家里。妈让我买卧铺去大学报到,我说好,从家到北京,从北京到绥化,一共25个小时,我买的都是硬座。


大学这几年,我做的兼职有节假日促销、家教、花椒直播的推广。大一时我拿过助学金,大二我就退出了,还是自己赚钱花心里比较舒服。


我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跟妈说话的时候比较多,有时候妈说:“你爸想你了。”电话到了爸手里,我再跟他说几句。


爸今年五十四岁了,可能是年纪大了,我逐渐成了他的依赖。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破天荒地说:“儿子,爸想你了!”


那一刻,我在电话这边泪流满面。


写在结尾的话


应该说我供职的学校绥化学院并不怎么有名,几乎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学生也多是贫寒子弟,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各个角落。所以采访的时候我经常会很纠结。作为写作者,我喜欢那些故事和细节,书房里的作家根本编排不出来;但是作为老师,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揭开伤疤,又特别心疼。


我们常说,了解是一切的前提。让高校贫困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这个群体最真实一面的同时,对于我们这些倾听者何尝不是一种启示。只有真正地倾听过,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正视他们的诉求,进而真正地提供帮助。从这个角度而言,学生们敢于把心事说出来的勇气又有了更深刻的意义。以此为开端,希望这样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


作者简介:艾苓,本名张爱玲。1967年6月出生,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写作老师,作家,教授。主要从事散文创作,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等,已出版散文集《领着自己回家》《风也穿鞋》《咱们学生》《当爱情上了年纪》等。课余时间把文盲老娘姜淑梅培养成网红作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ID:farmercomcn),作者:艾苓(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写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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