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万景路，原文标题：《灿烂的大正都市文化》，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明治维新以来，随着日本从农业社会急速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人口也开始大量涌入都市部，而结果就是促进了近现代都市的不断扩大及至定型。这种现象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东京、大阪这样超过百万人的大都市，各地方县市亦然。换言之，就是说日本开始进入了一个以都市社会为中心的时代。
都市就是大正文化（指日本大正时代的文化，1912年～1926年）的象征，都市文化也由此形成，甚而大正文化也因此被狭义地定义为“大正都市文化”。那么，“大正都市文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又给现代都市文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大正时代，咖啡馆林立的新宿之夜
一般来说，大正初期的都市以其尚保留有“和洋折衷”底色的模样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时期在都市部出现了许多日本社会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由此也形成了大正特有的都市文化，概括来讲，可以从“大众文化”“出行文化”“家庭文化”以及“文学和教养主义文化”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我们先来看大众文化，这首先体现在建筑方面：以东京为例，我们知道，从德川时代开始，日本的都市建筑基本上就是密集型木造建筑的无管制发展，经过明治西化近半个世纪的酝酿，进入大正时代后，从都心开始，这种木造结构的建筑已逐渐消失，各种机能性的住宅、楼房开始渐次出现。尤其是东京大震灾后，虽不该庆幸，但确实是籍由这个契机，东京的都市整备计划得以实施了大规模的重新规划和改造。出于对地震的恐惧，由西方传来的耐震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模式在此时被日本人认可并大力发展起来，如当时东京的地标“丸大厦”“海上大厦”等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高楼大厦在这时开始鳞次栉比的耸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的东京昭和大街也是在彼时成型。东京，由此正式开始迈向现代化都市。
东京海上大厦，日本最早的高层办公楼
随着东京现代化发展的加速，东京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增加起来。涌向东京等大都市的人口主要都是劳动者，而他们大都是“给料（工资）生活者”。这些劳动者穿着同样的工装、干着相同的工作、拥有着相同的生活模式，因此，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今天“傻啦力忙”（工薪阶层）的原型。这么多工薪阶层落户东京当然需要住房、家庭、购物等，于是，东京的各类新生活用品商店、鱼市、蔬菜水果地摊儿等商业模式相继出现，形成了一条条的综合商店街。在“チンドン屋”（即敲锣打鼓的路上商品宣传队）的吆喝声中，热闹了整个大正时代。每到傍晚，给料生活者的“尿包”（太太）们就拎筐挎袋，走向“大正超市”购买刺身、烧鸟（鸡肉串）等等，为辛苦一天的“旦那”（丈夫）准备晚餐，大正夜生活由此拉开序幕……
有说法认为大正都市是日本现代都市的原点，这可以从当时的都市交通手段中看出来。由于“给料生活者”的迅速增加，都市住宅紧张，郊外住宅地得到了开发和发展。斯时，明治时代以来的人力车虽仍是都市部的主力，但跑郊外就力不能及了。由此，作为新的交通手段，市内电车、路线巴士、出租车等自动车（汽车）隆重问世了。东京大震灾后，由于电车陷于瘫痪状态，汽车成为了主要救助工具，也正是在这时，美国的福特汽车、通用汽车成功杀入日本市场，分日本新兴的汽车龙头企业三菱汽车之羹，这也同时意味着大正时代作为大众文化之一的自动车时代正式到来了。而随着大正十四年（1925年）山手线复线的完工，围绕东京中心部的内环、外环移动实现了速度化。翌年，京滨新国道也正式开通，这一切，预示着大正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渠道，大众文化也进入了快速普及的时代。
东京大震灾发生后的日暮里车站
前文说过，大正初期东京现代商业街就已出现，大正女子们提篮挎袋购物已成日课，其实，就大正女子的活跃程度及内容来看，大正时代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女性史的一个变革期。之所以如此说，首先从大正女子的教育程度就可以看出，相比于明治时代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大正女子走读高等女学校成为了大众化。其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大正女子自发的“好学心”起到了很大作用；二是开明的大正父母认为女孩子有了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嫁人时会有更广阔的选择余地，因此，大正父母大力支持女儿进学。有此二由，大正时代女子的中等教育得到了迅速普及，而与之相对应的妇人杂志等读物在当时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如《主妇之友》《妇人俱乐部》《地上》等妇人读物就都是在那时创刊并传承至今的。
女性有了知识，又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大正女子从内里开始大不一样了，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等，处处都开始透出了时髦而又优雅、摩登但不失大家闺秀举止的日本新女性形象，这也可谓是今时日本女性范儿的原点吧。
大正时代的女学生
如是，随着大正知识女性的昂首挺胸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公园里开始传来三五成群的摩登女性快乐的谈笑声；海边游泳场也可见身着泳衣的浪漫女性劈波斩浪之倩影；明治末期的老铺三越百货店，以及刚刚在战后建成的五层楼高的阪急百货店等也络绎不绝的迎来了逛街购物的优雅大正女子。此外，于1911年（明治44年）建设的“帝国剧场”（西洋式演剧剧场）也已建成投用，大正都市女子们迎来了“今日三越，明天帝剧（帝国剧场简称）”的梦幻般的自由写意生活。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百货店、剧场、咖啡馆、餐馆等处，售货员、电梯小姐、咖啡“女给”（女服务员）等正在工作的大正女子也以他们那温柔、耐心、细心、优雅的服务，愉悦着外出享受的大正人。据说，今天日本人那优雅细致的服务就是自大正时代传下来的，已是百年过，日式服务却是更上了N层楼！
大正时代当然不只是女子们出行享受，又怎可能缺席了男人和孩子呢？当时，作为大正时代男人欢乐街的银座地位已经确定，这里集中了酒吧、咖啡馆和舞厅等，不过奇妙的是，相比于酒吧和舞厅，咖啡馆在当时却更是大正男子的至爱。原来，源自法国社交沙龙的咖啡文化传到大正时期东京的咖啡馆后，就已经变了味儿，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可思议地转生了”。大正银座的咖啡馆是幽暗的包厢式的，不仅提供咖啡，还有酒喝，还有“女给”陪。男人入座后，穿着卡哇伊女仆围裙的女给就端来咖啡或酒，拧开“蓄音机”，然后在弥漫着“いのち短し恋せよ乙女”的婉转诱人的歌声中，在“女给”的温柔缠绵中，大正都市的男子们就心安神静，貌似得到了高级治愈……此外，在东京还出现了泳装舞场之类在当时也被视为低俗的艳舞表演场所，虽低俗，却是一直存在，就正应了“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句永恒不变的真理。
银座咖啡馆Café Tiger
大正的都市儿童令人艳羡不已，同时期的北京上海儿童尚在卖报卖香烟挣钱谋生时，东京的儿童已经在游园地（游乐场）、公园、游泳场撒着欢儿地玩了，条件好的还能偶尔去映画馆（电影院）看场电影，估计毕竟少见而且门票不菲，与我们前些年挪揄农民进城的“二哥进城，腰扎麻绳；看场电影，不知啥名”相比，那时东京的孩子们一定是记得电影名的。
通过上面这些生活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大正时代的出行文化已经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
大正时代东京人口已达200万，这虽然与现在东京的1390万人没法儿相比，但对于当时的东京来说已属超负荷了，在都内工作而居住又存在问题的“给料生活者”们开始纷纷移居近郊，利用路线巴士上下班。私铁公司由此看出商机，开始开辟都心到郊外的电车线路，并在电车沿线建造住宅群以供购买居住。这些住居既有“阿帕岛”（公共住宅）、也有一户建（别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基本皆为和洋结合的宽敞式住宅，而且也都具备了瓦斯、电灯等简便的光热设施。这样，渐渐就形成了舒适的新式家庭文化，大正时期也称此类住宅为“文化住宅”。
兵库县明石市的文化住宅
这种文化住宅具体有什么特色呢？以一户建为例，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在玄关一侧设置的面积足有四帖半至六帖（一帖约3.3平米）的“应接间”（客厅），而且即使是完全木造结构的一户建，整个建筑也只有这部分是用灰浆抹制的墙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出来“西洋风”。应接间大都内置两三把藤椅，茶几一个，主人在此坐品咖啡，就透出了洋风式和文化，住宅就显得文化起来了。
“阿帕岛”的独立空间亦然，这种楼房式的公共住宅同样具备了洋式设施，而无论是一户建还是公共住宅都使得大正时代的工薪阶层实现了只有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独立的家庭空间，这些使得大正时期单身赴京拼搏的男人们彻底从孤独感中解脱出来，家庭主义思想得到具体落实，满足了他们憧憬的被昵称为家庭私有空间的“小宇宙”，当时的流行歌曲“虽然狭小但却令我愉悦的家”可以说就是表现家庭主义思想至上的象征。
大正時代的洋风住宅（兵库县芦屋市・旧山邑家住宅）
这种家庭主义也可以从周末的游园地、海水浴场等娱乐场所无处不在的家族共乐场面得到注解，要知道把原本属于私密的家庭生活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甚至赤裸裸的状态，在当时完全属于是一种突破、一种过去没有过的新风景的。即使是在家庭内部，不仅可以享受着咖啡、洋食、和食这些和洋折衷的食文化，而且在大正后期，蓄音机、收音机也已在富裕一点的家庭中出现，全家人围在一起边聊天边听收音机，足不出户就能接收到外面的新鲜事物、消息等，被视为给大正时期的家庭主义起到了补强作用。尤其蓄音机在家庭的出现，不仅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欢乐，更重要的是还改变了孩子们的音乐文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去只是以口口相传的方法学习唱歌，而有了蓄音机，放上唱片，只是通过反复播放，孩子们就能学习童谣歌曲了，流行至今的《红蜻蜓》《晴天娃娃》《七个孩子》《蓝眼睛的人偶》等都是大正中后期流行的唱片文化之产物。总而言之，正是大正时期交通、游乐、建筑、商业等诸方面的快速发展，才使得出行文化和家庭主义的“小宇宙”得以成型，也才成就了大正期的“家庭文化”。
前文说过，大正时代是日本中等教育的普及期，尤其是女子教育重视的直接结果就是妇人杂志纷纷得以创刊，像《妇人俱乐部》《少女俱乐部》等杂志，就是今天的日本出版界泰斗讲谈社、当时的“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创始人野间清治策划出版的。接下来，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继续不停地出版各种印刷物，渐渐成为大正时期出版界的领军人物。1925年（大正14年）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又推出了《国王》杂志，没想到《国王》一炮打响，成为了日本出版史上第一个突破100万部的杂志，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也由此真正登上了出版界的头把交椅。《国王》杂志命长，直到1957年才停刊，不过《国王》他爹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却一直牛到现在，在当下的日本，如果提起讲谈社，不仅仍然是日本出版界的泰山魁斗，哪怕是在国际上也是隔着窗户眼儿吹喇叭——名声在外！
东京街头，大正摩登女性
《国王》的成功不仅成功地刺激了大正时期的出版业，如新杂志《文艺春秋》《青空》《赤鸟》《映画评论》等等，都是大正时代的产物。《国王》的成功还对当时的文学领域创作带来了连锁反应，作为大众文学母胎的小说创作，虽然在那之前已经有了报纸的“连载”这种形式流传，但在杂志体出现后，杂志连载成为热门，一些小说家成为杂志的专栏作者，并以其作品赢得大众赞誉争阅的同时，带动了新杂志的发展。吉川英治、白井乔二、林不忘等著名作家就都是在新杂志写连载小说出道成名的，而菊池宽在当时牛哄哄的一句“被别人求着写文章都写到腻了”流芳到现在。可见，当时的文学创作领域与各种杂志纷纷登场一样，也是呈现出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这一切，概括起来，都可以说成是大正时代的“文学和教养主义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大正时代有普及中等教育之功，而大正中等教育的普及则又是拜大正都市文化发展所赐，所以可以说，大正都市文化才是真正的灿烂文化，是大正乃至昭和初期的日本诸多方面得以迅速、顺利发展的奠基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万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