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些天一直在看冬奥会，也看了很多写运动员的报道，发现这些故事都逃不过一个铁律：奥运冠军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做奥运冠军。
但事实是，在成为奥运冠军之前，他们经历各异。单板滑雪冠军苏翊鸣最早是童星，14岁才正式开始专业训练。
“我要当冠军”更多是看故事的人因为冠军们后天的光环，赋予当初的他们一种美好的想象。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谁都没法一早下定论，选择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就更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因为竞技体育的残酷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
但今天的故事里，有个男孩坚定地选择要做一名职业运动员，决定的时机也和所有人相反——
27岁那年，锯掉一条腿之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ID：storyhunting），作者：胡朋克，编辑：牛油果、渣渣盔，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躺在手术台上，像毛毛虫一样蜷缩着。
头顶的手术灯亮着，满目惨白，我身边围满忙碌的医生、护士，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不时传来。
麻药刚刚打进来了，一阵巨大的疼痛后，我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但意识仍旧清醒。
耳边很快传来“滋滋”的声音，来来回回，像在锯很硬很硬的木头——那是医生正在拿锯子锯掉我的右小腿。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锯断人的骨头是这种声音。
1
三天前，我签下了截肢手术同意书。
骨科主任反复和我确认是否想好了。在他的从医生涯中，曾面临过很多艰难的时刻：
如何对出了车祸醒来的人说，你的腿没有保住；对糖尿病足的病人开口，你的腿已经坏死了；对骨肉瘤的病人说，如果不截肢，癌细胞就会扩散到全身……
但像我这样主动找到他要求截肢的，应该是第一个。
在被推进手术室前，父母看着我，脸上都是鼓励的笑。我已经忘记这是他们第多少次目送我进手术室了——只是这一次有些不同。
“滋滋”的声音还在继续。手术室里又进来一个医生，看到我的瞬间，语气平静，说的话却吓了我一跳，“哎呀，刚进来就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
我忍不住在心里想象正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突然后知后觉，医生每锯一下，我的腿就脱离我的身体一点。
很久之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我的手术做到一半，有个护士拿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出来，问谁是家属？平日严肃沉默的父亲主动站起来，接过了塑料袋。
那里面裹着的，是我刚被切下的，余温尚存的小腿。
父亲浑身发抖，在医院的走廊里嚎啕大哭。母亲说，她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父亲。
等手术做完，坐起身，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空荡荡的右半边，残肢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只有一根小拇指粗的透明管子伸出来，排淤血和积液。
但让我自己都惊讶的是，我竟然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落下，手里攥着止疼泵。护士说，要是疼得受不了，就按一下这个，会好受一些。可我却松开了手。
闭上眼，任由无尽的黑暗吞没我。那个曾经满场狂奔，进一个球可以兴奋好几天的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从拄拐到截肢，我已经快两年没有跑起来了，都快忘了“跑”是什么滋味。我被困在这具身体里。
我不奢望再返回球场，但我有个底线：至少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生活。
只是没想到，当时在病床上憧憬的生活，有一天竟成了一种对我的“惩罚”。
2
完成美国的学业后，我到北京的一家留学机构做了一名老师。
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辅导学建筑的学生准备作品集，帮他们申请院校。
一次，一个学生跟我说，她想做残疾人康复中心，让那些装了假肢的人能有一个好的康复环境，“这些人很需要帮助和关怀。”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女孩不知道，她想帮助的人，此刻就坐在她面前。
每天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包紧假肢，穿上长裤，一番打扮后才正式出门。
从外观上看，没有人知道我失去了一条小腿。
父母当时非常反对我出门时露出假肢。我们家在一个小县城里，人口不多，父母常居本地，有很多朋友，他们不愿意去面对那么多人，一次一次揭开伤疤解释。
我完全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意思，所以截肢后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北京，为了继续维持这个“健全人”的形象，每天到公司后我会先找一个没人的教室，脱掉假肢，把里面的汗水倒出来，再擦干净，穿回去。如果教室都有人，我就躲去厕所。
六点半出门，到调整好假肢正式开始工作，已经快十点了。
所幸给学生上课是一对一，我可以一直坐着，残肢也可以趁机放松一下。
上课是开心的，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带给我很多成就感。然而，学生们生涩却又理所当然的设计理念，常常让我想起没截肢时的自己。
刚学建筑时我也充满着所谓的人文关怀，甚至觉得设计可以拯救世界。
直到我自己截肢之后，才发现假肢中心一个没有电梯的小二楼，就足够把像我这样的人挡在门外了。
残疾人究竟需要什么？我该不该告诉学生们我的情况？
犹豫良久，我选择了沉默。
因为我几乎不露假肢出门，身边知道我真实情况的人并不多。我只会在残疾人的群里分享一些自己复健的故事，或者在短视频app上发一些健身的视频。
截肢后，我没法再踢足球了，但还保持着健身的习惯。我考取了私教证，兼职做健身教练，周内上班，周末健身。
稳定的收入，平淡的日子，不光对一个残疾人，对很多健全人来说这都是很好的生活了。
可有时闲下来，盯着电脑屏幕发呆，看着窗外人来人往，我就会问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工作更多是脑力活动，能让我短暂忘记自己身体的残缺，可每天下班后的通勤却始终提醒着我，自己已经是一名残疾人了。
我从家到公司要换乘四次地铁，来回至少5小时。
那是异常煎熬的5小时，因为假肢没有知觉，我总担心踩着别人却察觉不到，这让我时刻神经紧绷。
另一方面，长时间站着会让我的右腿承受很大的痛苦。
截肢的神经末梢本就敏感，不能承受很大的压力，站立时右腿的残端会逐渐下沉，顶在和假肢接触的位置，我残缺的右腿就会越来越疼，但我只能一直卡在人群中，动弹不得。
每到这时，看着埋在人群里的老弱病残座位，我就心情复杂。
截肢后，我曾想过会不会有人给我让座，但早晚高峰的地铁，能挤进去已经是各凭本事了，我又不愿露出自己的假肢，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到老弱病残的座位上。我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是残疾人，也不会有人给我让座。
我的日常就在这样“看似正常”，和总也无法摆脱的遮掩、憋闷之间摇摆。
内心深处，那个一直无法被正视的残缺的自己，总会从一些缝隙里跳出来，问我：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3
就在我陷入日常生活的疲惫时，一个自称是盲人运动员的人找上了我。
他在网上找到了我的健身视频，发私信说觉得我体力不错，问我想不想加入残疾人自行车队？
盲人运动员？那他怎么打字，怎么练自行车？我觉得这是个骗子。
对面的人却说，他的教练正在招募参加第二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队员——那是残疾人在国内最高级别的赛事。
我一下来了兴趣。
我以前也是一名运动员，留学时在大学足球俱乐部里踢前锋。
奔跑、射门、进球、心脏拼命跳动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正活着。我一度把足球当成了我的全部。
有一天，我踢球时不小心被人踩了一脚，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了“右下肢血管畸形引起的先天性动静脉瘘”——我右脚脚背的动脉和静脉之间有许多异常连接，血液很难到达脚的末端。
确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中美各个医院求医，做了7、8次介入手术，试图堵住脚上动静脉的异常连接。
但这就好像洪水来了补堤坝，补好一块就会有另一块被冲开，没完没了。
协和的血管外科主任告诉我，“这种病一般都是以保守手术开始，以截肢结束。”如果不截，右脚坏死的部分会逐渐蔓延到更多区域。
到后期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拄起了双拐，脚面也开始破溃出血，需要每天吃止疼片才能入睡。我几乎与竞技体育绝了缘，直到最后截了肢。
我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我的腿了，它瞬间绷紧、发力，甚至运动后的酸痛，都让我怀念。
我立马去查了残疾人自行车的比赛，当看到里约残奥会的比赛视频时，我一下呆住了——
原来盲人运动员骑的是双人车，领骑员在前，盲人在后。
盲人运动员把自己的头紧贴在领骑员的背上，两人保持着相同的高频率蹬踩踏板，拼命向前，在场地里一圈一圈飞驰。
我被钉在屏幕前，浑身动弹不得。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比赛，此前我一直以为双人自行车就是放在公园里给游客玩的。
看着他们咬紧牙关玩命冲刺的样子，我感觉自己身体里也有一股熟悉的力量被唤醒了。
4
当时下定决心截肢的时候，我在网上做了大量的调研，看过许多截肢的自媒体博主的故事：原来一个没有小腿的人也可以穿越戈壁滩，也可以登珠穆朗玛峰……
我是不是也能去参加自行车比赛呢？
我了解到，残疾人体育是分级别的，相似的残疾类别会被划分在同一个组里。
跟我同一级别的几个人的成绩跟国际上相差还是挺大的。我有健身的底子，以前也长距离骑行过，兴许我能超过他们呢？
更重要的是，自行车一共有五个单人项目，每个单项的冠军奖金高达几十万。要是都能拿到名次，就是上百万。
从我出事以来，长年累月的治疗、手术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积蓄，父母到处借钱，还欠下了好多外债。如果我能拿到奖金，就能填上家里这些窟窿。
我鼓起勇气拨通了车队教练的电话，对方语气很冲，“你想好了吗？这个事情不是闹着玩的。”
训练在广东梅州，队里管吃管住，但训练没有工资，要参加就意味着我得辞职。
至于最后能不能真的登上残运会的赛场，能不能拿到名次，“看你的本事了！”
一切都是未知。
我不敢告诉父母，他们一直觉得我的病和我爱踢球脱不开关系，要是知道我没了一条腿还要去练自行车，肯定不答应。权衡再三，我决定先不告诉他们。
但女朋友肯定瞒不住，她是我截肢之后才认识的，不嫌弃我。交往三年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这一走，能不能成很难说，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试探着告诉她，令我感动的是，她非但没有反对，反而像是预料之中，对我说：“看来你都已经想好了呀，那就去吧。”
在女友的鼓励下，我跟公司提了离职。
主管眼睛瞪得滚圆，疑惑地看着我，我大概猜到了她想问什么，于是拉起裤脚，第一次主动向别人露出假肢。
看着我金属的小腿，她惊得说不出话。
我告诉她，我要去参加残运会，得去广东参加自行车队的训练。
沉默了很久，主管最终答应了，“祝你取得好成绩。”
2020年11月，我踏上了去往梅州的旅程。
5
一到机场，我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一回头，就看到一个一身红色训练服的男人在和我招手。
男人留着寸头，身材魁梧，戴副墨镜，运动的痕迹让他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是教练。
当时私信联系我的盲人运动员越哥，也来了。车上，越哥坐在副驾朝着我笑，我顿时有点惊讶，越哥不是盲人嘛？
“你是不是以为所有盲人都是戴眼镜，拿着盲杖的那种啊。”教练看出了我的疑惑。
越哥笑了，向我解释他有光感，不是全盲。我忍不住又去看他的眼睛，虽然眼神有点散，但掩不住眼里的光芒。
我不禁叹气，这么好看的眼睛怎么就看不见了呢。越哥却很坦然，“领骑员就是我的眼睛。”
来之前，我也担心过跟其他残疾人运动员待在一起，自己会不小心说错话，触到别人的隐私或禁忌，毕竟之前我就不会公开聊自己的缺陷。
但在那间小小的宿舍里，我像找到了“组织”。
我和越哥还有一位领骑员住在一起，住宿的条件很艰苦，是教练自己租的居民楼里的屋子。
每个房间里有高低四个床位，一百多平米住了十几个人。厕所是老式的蹲便，对于我这样只能单脚蹲的人确实费劲。
虽然简陋，但他们早早帮我铺好了床，腾了放东西的地方，床上还放着几套干净的骑行服。
“别嫌弃啊，我没穿过几次，昨天刚洗过。你先穿我的，等比赛的时候会发新的。”越哥热心地招呼我，我一下很感动，满口道谢。
队里大家伙各自是不同的残疾类型，有像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也有越哥这样的盲人，还有一些脑瘫患者。
我第一次置身在这么多残疾人中间，那感觉很奇妙。
之前我在县城的街上很少见到残疾人，偶尔见到感觉也很陌生，自己像是他们中的一员又好像不是。但跟队友们待在一起，我很清晰地知道，他们是我的同伴。
安顿下来准备训练，教练却向我泼了一盆冷水——不许我上路。
“你坐保障车副驾，跟他们后面，看他们骑。同时每天练骑行台（一种类似于动感单车的室内设备）保持体能。”
听完我就呆住了，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我放弃了工作，瞒着家人，离开了女朋友，从北到南跨越上千公里来练自行车，却连路都不让我上？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和大家一块骑，非要把我单拎出来？如果是因为没经验，那不是更该练吗？我起步已经晚了，路都不上怎么练？
6
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了这种早上眼馋别人，下午一个人在室内练骑行台的日子。
教练租了一个40平米不到的铺面，里面堆满了自行车。除了车就是我，每天只有我一个人去那，换上骑行服，就开始练骑行台。
当时的铺面
这和我当初看的在赛场飞驰，不断超车，把对手甩在身后简直天上地下。
想着队友们在公路上飞驰，我却只能原地练这种模拟器械，不免有些沮丧。
屋里密不透风，汗湿透了衣服再滴到地上，或攒在我的硅胶套里。
硅胶套是用硅胶做成的筒状的套子，类似袜子，套在残肢和假肢接受腔之间，能保护残肢。
这种材料虽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我能运动，但它是完全密封的，残肢出了汗以后无法排出就会在硅胶套里越攒越多。
我不能总停下来倒汗，残肢就会一直泡在汗水里，很容易被磨破。
好几次我的残肢已经磨破了，非常疼。但这些伤口没法用创口贴或纱布之类的东西包扎，因为即使包扎了第二天骑的时候也会被蹭掉，痛苦会一直伴随骑行的过程。
有时等训练结束一看，硅胶套里，血水和汗水早混在一起。
整整一周，整间屋子，大片大片的时间，只有我和我自己。
想起当初刚穿上假肢时，我也是像这样，一个人，从最基础的站立、迈步开始练习。
我人生的第一个假肢，外包装看上去像正常人的腿
第一次穿假肢的时候，我感觉所有的肉都挤在一起了，顶着我的残端，只坚持了一小会儿就痛得受不了，赶紧脱下来。
残肢末端的皮肤脆弱得和新生儿一样，我得让它不停地跟假肢接受腔磨合，直到磨得像脚后跟一样粗糙。
第一天，我连3分钟都坚持不了；第二天，我逼着自己练4分钟；等到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在家慢慢地踱步了。
时隔五年，母亲再一次陪我去户外散步，看着我能慢慢走起来的时候，她瞬间红了眼眶，一直在我身后给我拍视频。
那时是我一个人的战斗，如今也一样。
我在和我的假肢对抗，一点点驯服这条“新腿”。我得带着它征服骑行台，上公路，最后登上自行车的残运会赛场。
我脚下蹬得飞快，听着自己的心跳，那种久违的“活着”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天，我看教练在调试一辆新的公路自行车，一下子兴奋起来。
调整好车子，教练看着我郑重地说：“明天是你第一次上公路，你记着，就一件事，注意安全。你可能会跟不上，跟不上就一个人到路边慢慢骑，掉头的时候注意来往车辆。切记，安全第一。”
看不起谁呢？教练话音没落我就腹诽，练了这么多天，就等这一下！
看他们练一周了，说实话，也没那么快，况且队伍里有男有女，我又是跟骑的，不用破风。
跟还跟不上吗？
7
我们的训练内容是，沿国道从梅州的郊区骑到临近的一个小镇。
单程20km，往返四次，大概是北京市中心到天津郊区的距离。要在2个小时内骑完。
教练开着保障车，打着双闪，压在车队最后。车后屁股上贴着醒目的“运动员训练，注意避让”的大字。
沿途的风景很美，冬天的梅州还是青山绿水，湖泊被太阳照得波光粼粼，我却没有任何心情欣赏，更不敢分神。
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我的假肢很不舒服，我能感觉出残肢上的硅胶套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屁股也很疼，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十分难受，但我不能停下来做任何调整，因为一旦调整就意味着掉队。
按教练的话说，比赛的时候你也停在路边调整吗？
我咬牙跟在队伍的最后，呼吸无法忽略地越来越急促，心率已经接近170，但前方的队友却丝毫没有放慢速度的意思。
都不累吗？队伍里还有五个女队员呢。
但目之所及，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专注地蹬着车。
还有多远？快到了吗？我第一次感觉时间过得那么慢，双腿越来越沉，肺像被撕开了一样火辣辣地疼。
我甚至出现了可怕的想法：摔倒吧，直接摔倒就不用再骑了。
“30km了！”这时，教练在我身后的保障车里喊道。
一半都不到？！我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心里一卸劲，前面的队员一瞬落我好远。
教练这时超了上来，摇下车窗朝我喊，“你慢慢在后面骑，没关系。掉头的时候看车，注意安全。”
说完，他就加了脚油门，朝前面的大部队追去。
车后醒目的大字在我眼里越来越模糊，我就直直地看着教练的车、整支车队一点点变小，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直接把车停下，放在路边，脱掉了假肢。
汗水从硅胶套里倾泻而出，整个残肢都被泡得发白。我把残肢在袖套上蹭了蹭，坐倒在路边，等汗水沥干。
国道上的车一辆辆从我眼前飞驰而过，我累得说不出话，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用酸胀和疼痛向我发出抗议。
我以为自己以前经常踢足球、健身，转行练自行车应该不难，没想到第一天就被打脸了。
这才30公里，我的队友们要骑70公里，比赛的时候也是70公里，而环法的职业运动员一天要高速骑行160多公里！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8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我非常稳定地在差不多的距离掉队，然后一个人默默地骑，连队友的影子都看不到。
我心里越来越乱，我本想在比赛中拿冠军，用高额的奖金给家里减轻负担，可到了车队我才发现，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在和队友的交谈中，我发现大家几乎都跟我一样是冲着奖金来的。但又不完全一样，他们比我的处境更难。
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很小就残疾了，不像我是成年之后才遭遇的意外。
运动对于我来说是追求、挑战，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改变命运唯一的路。
但冠军只有一个，籍籍无名的才是大多数。他们有人在比赛前摔断了锁骨，有人器材出了问题，但竞技体育不看过程，成王败寇就在结果那一瞬间。
听大家讲自己的过去，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我轻视了这项运动，也轻视了竞技体育的残酷。
实际上，在我们车队，只有我一个人是刚刚加入的，其余十几个人已经在梅州集训了大半年了，最长的练自行车这个项目已经两年。
很多省队里的职业残疾人运动员，从五、六岁就开始训练，而我已经二十七了。
十几年的积累，意味着他们比我多出上万小时的训练，这之间的差距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赶上的。
我没啥天赋，又不够努力，不单是这些投入，我连拿冠军挣奖金的欲望都比不过人家。
我总想着练不了就回去继续做老师，可他们不会想着“退路”，所以更能吃苦，也拼得更狠。
我们的训练条件很差，屋子临街，每晚都很吵；床就是一块木板铺上床单，睡得很难受；空调坏了没法制热，我的左脚被冻肿，一到晚上就又疼又痒；伙食更是差强人意，我经常吃不饱，只能自己再点外卖……
这种种，都让我一再想到放弃。但队友们不在乎这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每天的训练、备战一丝不苟。
随着训练强度增大，我的硅胶套受损越来越严重。一个硅胶套要大概两万元，破了只能用玻璃胶补，我的已经补得千疮百孔。
我破了的硅胶套
每个补丁就像一天的训练打卡，在提醒着我，已经训练了这么多天。
我还要坚持下去吗？
9
我还是一直掉队，总是一个人默默地骑完全程。
有天训练，刚出发没多久我就毫无意外地又掉队了，没想到骑着骑着竟慢慢追上了一位女队员。
我很惊讶，她是一位领骑员，以前一直在省队训练，实力很强，平时要么带着盲人骑双人车，要么自己骑普通训练车。
骑到她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她明显面露不适，一问才知道，是生理期。
队里的女孩们都特别要强，除非真的严重到无法骑行，否则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训练，生理期也一样。
教练看到后，决定用保障车牵引我们跟上大部队。
牵引需要运动员紧紧跟在保障车后面，在自行车的前轮和车尾之间只留一拳的距离。
这样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风阻，保持体力。但同时也很危险，跟车时，我们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km甚至更高。
我跟在车的左轮后面，女领骑员跟在右轮后面。因为没经验，我不敢跟得太近，神经高度紧绷，不敢有一丝分心。
就在我聚精会神地踩踏板时，突然听见“砰”的一声，我右边的女孩就不见了。
我赶忙降速，回头一看，女领骑员一动不动地躺在我们刚刚骑行过的路上，不远处，她的自行车轮已经弯成了90°。
国道上难免有一些小的坑洼，机动车过去没事，对我们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
公路自行车的轮胎只有不到三厘米宽，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压上这些小坑，轻则爆胎，重则连人带车直接掀倒。
保障车牵引的时候，我们没法看到前面的路况，一旦碰到坑，几乎躲不开。
曾经最担心最害怕的场景就在眼前，我脑海里一片空白，赶紧停车向她跑过去。
凑近一看，女孩的嘴和鼻子正不住地往外冒血，粘稠的血液汇在地上，护目镜摔碎了，一只眼睛出了血眼白成了红色，牙齿也掉了一颗，但女孩没哭，也没说话。
教练赶了过来，他表情凝重，检查了一下女孩的伤势，还好，骨头没事。于是挥手让我上前，把人扶到路边。
“教练，对不起，我把车子摔坏了。”
这时，女领骑员慢慢恢复了意识，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弄坏了自行车。
教练一边安慰她，一边掏出纸巾擦掉了她脸上的血，赶紧叫车去医院。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远去，瘫在路边，久久说不出话来。才想起每次训练出发前，教练一定会说的不是今天要完成什么目标，而是四个字：注意安全。
我们分成两路：助教和几个领骑员带上工具去国道上把坑填平，避免之后再出问题，我则和剩下的队友去了医院。
病床上，女领骑员看我们来了，羞愧地把头捂了起来，口齿不清地说：“别看我，我现在可丑了。”
她半边脸都成了紫色，整个肿了起来，嘴唇也外翻，门牙缺了一大块。
她身边，由她领骑的盲人运动员们围着她，安慰她，他们看不到她的伤势，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领骑员受了伤而难过。
女领骑员只歇了一周，就回来训练了，没有人在乎她样子如何。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们之间那种感情，无条件的信任、支撑，按越哥的话来说，“他们的命都掌握在领骑员手中。”
之后一个月，我又经历了一次摔车。那回是我后面的人不小心蹭到了我的车后轮，结果连带着后面几个人摔了一片。
一个女孩的锁骨当时直接就被摔断了，另一位盲人的膝盖也被摔破，里面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后来越哥告诉我，摔车也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得学着接受。
上一届全运会，他们比赛第一天就摔车了，严重到无法进行后面的项目，只能弃权。
准备了四年却这样收场，再用四年重回赛场，这其中的滋味是健全人无法想象的。
眼前的队友们让我肃然起敬，我的心里有了自己的答案。
10
比赛的时间一天天临近，我欣喜地发现，自己渐渐可以跟上队伍了，有人掉队的时候，我还能追上去。
从一开始的70、80公里，到后来的120、140km，我能骑完全程了。
我开始有了点信心，想着坚持练下去，还有机会。
这时，教练却突然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
“比赛提前了，提前了半年，就在4月下旬。”
这下我彻底懵住了，这意味着一个月之后就要比赛。
我从11月到现在只练了不到三个月，才刚刚入门。别说取得成绩了，现在参加能不能完赛都是个问题，我甚至还没有开始练场地自行车。
自行车的比赛分为场地赛和公路赛。我们原计划先在梅州练习公路，之后再到广州练习场地，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之前所有的计划。
我很清楚，这样大概率是拿不到名次的，也不会有奖金。
但残运会四年才办一次，如果这一次放弃，我还能等下一个四年吗？
眼下我辞掉了工作，又坚持了这么久，这都是我的选择，就因为拿不到名次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因为突然的变故苦恼，告诉女友时，她反而有点开心，“这样我们就能快点见面了。而且，其实你去的时候，我就没想着你能一下子拿名次。”
她这才告诉我，她高中是练田径的，知道运动员有多苦，也知道竞技体育，付出和回报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她鼓励我，“既然时间提前了，就好好享受比赛本身吧。”
她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三年前骑车去环青海湖。
那时，我才刚装假肢半年多，就一个人跑到青海湖在当地租了辆自行车，三天骑了三四百公里。
当时也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标，就是单纯想做这件事。
后来事实证明，正是那次经历让越哥找上了我，才让我有了这样一次成为运动员，到赛场上飞驰的机会。
谁说竞技体育只有结果重要，于我而言，这个让我正视自己缺陷，并且不断从中获得信心的过程可能更加珍贵。
我决定，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完成比赛。
11
比赛前一周，我们提前到深圳适应场地，我第一次看到其他省的运动员——
有大腿截肢单腿骑车的，有下肢瘫痪使用手摇车的，还有骑三轮车的脑瘫选手，大家都在各自的组别里整理装备，调试自行车，热身……
一次性看到这么多残疾人运动员，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曾经我一直在想，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可我很少在大街上见到他们，这个数据是对的吗？
直到今天我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们真的存在，而且当中有一部分人是以这样勇猛的姿态。
我最关注的当然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选手，全国上下一共8人。
这当中只有一位跟我一样，是小腿截肢的，我们的难点在腿；另外还有双手手肘以下截肢的，他们在骑行的过程中比较难掌握好平衡。
比赛前我已经做了调研，除了我，其余人全部都是从小入选省队，训练了十几年的。其中两个还参加过残奥会。
看着他们在场地里风驰电掣，我才知道专业级别的运动员究竟什么样。
场地赛我骑下来了全程，虽然结果是最后一名，但相较我第一次看场地连斜坡都不敢上的样子，这个成绩我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疫情原因，女友没法来赛场，只能在北京看直播，后来听她同事说，当时她激动得像个孩子。
相比于压根没练习过的场地赛，我更熟悉公路赛一些。但那种高强度和高压下的竞技真的让人喘不过气，第一个项目比完，出来我就吐了。
最后，公路的两个项目我都拿了第五。
然而，最让我意外的是，我们最看好的越哥，在盲人双人车项目里居然是倒数。
原来，他的领骑员在比赛前痛风了，一度痛到抽搐，只能带病上场。
比完赛后，越哥坐在地上，拉开骑行服的拉链，他的头发和脸都是湿的，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
他盯着地面，一言不发。
是他把我带进了这个赛场，看他红着眼眶难过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心里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已经非常幸运了。
越哥在深圳经营着一家盲人按摩店，因为训练，店都交给了同样是盲人的弟弟打理。
比完赛当晚，我、越哥和其他队员在他的按摩店里喝酒。
回想起过往四个月艰苦的训练，每个人都唏嘘不已。看着越哥父亲满头的白发，我能想象出在座每个队友的背后，那个同样伤痕累累的家庭。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在按摩床上呼呼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告别了还在熟睡中的队友们，踏上了回京的旅途。
带着在这里、和这样一群人，共同经历的一切。
12
我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我换了一家留学机构，做起了老本行，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不同的是，这回我在入职之初就坦诚了自身的情况。
老板十分震惊，却并没有想象中的为难，而是最大程度地接纳了我。
我开始穿短裤，会直接把假肢露出来去上班，这是那四个月做自行车运动员带给我的，习惯，也是底气——骑行服一直都是短裤；你的身边，只有专注冲刺的队友，没有其他目光。
同事们知道我的情况后，也都对我展现出鼓励和包容。原来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现在再有学设计的学生来询问我残疾人的需求，我不再像过去一样避讳，而是直接露出我的金属小腿，从自身出发跟他们交流看法。
那四个月的骑行让我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如果可以，希望我的故事也能给更多和我一样的人一点鼓励。
我残肢的伤口缝合处有24针，清晰可辨，每次穿戴假肢的时候都能看到，刚好是我截肢那年的年纪。
伤口已经愈合的残肢
现在5年过去，那些伤口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提醒着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但也不必完美。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结语
和很多生来残疾的人不同，胡朋克是在24岁时才成了其中一员。他一度无法接受自己截肢的事实，陷入了掩饰和封闭中。
但“健全”本就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4个月的运动员生涯让他找回了活着的感觉，也让他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
现在，无论是在北京的地铁上，还是深圳的赛场里，他都能轻松地和自己相处，不带任何回避和掩饰。
胡朋克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鼓励更多人正视自己，接纳自己，找到自己的活法。
不管是健全的身体还是残疾的身体，一个勇敢的灵魂都无法被困住。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内文图片来源于作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ID：storyhunting），作者：胡朋克，编辑：牛油果、渣渣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