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千种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电影
原创2022-03-07 15:51

我们有一千种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电影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木子童

编辑丨渣渣郡

题图 | 《杰伊·比姆》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2021年12月,一部电影在印度上映,公映不过一周,主演Suriya就收到了3封死亡威胁信。

 

“谁如果能干掉他,我就奖励10万卢比!”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政客Anbumani Ramadoss甚至公开悬赏,点名就要Suriya的项上首级。

 

最终警方不得不派出4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全天24小时贴身守护,才保住了Suriya的安全。

 

这部叫做《杰伊·比姆》的电影,豆瓣评分8.7,一度跻身TOP250片单, 可能是近几年最被低估的一部印度电影。




“印度版《辩护人》。”

 

“全程2小时40分钟我甚至都不舍得暂停一秒钟。”


 

即便在众多“印度良心”电影中,这部新作的议题讨论尺度,也是大得惊人。

 

影片简介只有一句话:当一名部落男子因涉嫌盗窃而被捕时,他的妻子求助于一名人权律师以帮助伸张正义。

 

却从绵延千年的种姓歧视、女性安全问题,到政治腐败、警务系统黑幕,涉猎了几乎所有印度最危险的公共话题。

 

故事来源于著名人权律师钱德鲁,在他毕生经手的96000多件低种姓人权案件中,这是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

 


历史课告诉我们,印度种姓制中,人分四等,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之外,皆是最低等的“贱民”。

 

但占总人口16%的“贱民”在生活中究竟何等“贱”法,书本却很少提及。

 

南部贱民部落“伊拉鲁族”,世代以高超的捕蛇技巧而闻名,附近人人都要依靠他们处理家中时而出没的毒蛇,但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土地,只能住在泥地上的稻草帐篷里,甚至不配拥有一双拖鞋。

 


因为没有土地,所以没有户口,因为没有户口,所以无法合法拥有土地。

 

尽管早在1948年,印度国会就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规定保护低种姓权益,但贱民依旧生活在无法自证的怪圈里。

 

 

高种姓人视他们为不洁的秽物,碰一碰都是晦气。

 

即便出身同一村落,高种姓夫人也会因为贱民的一句“我们同村”而大发雷霆。

 

 


而一旦发生犯罪案件,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贱民。

 

不需要什么审讯,不需要什么证据,只要一顿皮鞭大棒招呼下来,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更可怕的是,一次入狱经历,就意味着开启无缝衔接式牢狱生涯。

 

每个出狱日,都有成批为破案率KPI发愁的警察守在门口:

 


“高种姓?请自便。”

 

“低种姓?滚过来!”

 

在前来迎接的妻儿父母面前,刚刚刑满释放的贱民再次被警车拉走,被迫顶替新的罪名。

 

 

根据人权律师钱德鲁调查,短短两周,就有7000名这样的无辜者,在泰米尔纳德邦各地无故被捕。



电影前半程的主角拉贾坎努正是其中一员。

 

拉贾坎努本是捕蛇部落“伊拉鲁族”人,捕蛇技艺高超,勤劳能干,心地善良。

 

抓到误入人家的毒蛇,他从不轻下杀手,甚至有几分同病相怜:

 

“上帝把毒液涂在它的牙齿上,无论它走到哪里,都不被喜欢,可这不是它的错啊。”

 


平日在砖厂做工,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心爱的妻子盖一栋砖房。



本来小日子过得清贫却有盼头,可天有不测风云。

 

一天,村主席家黄金珠宝失窃,曾去村主席家帮忙捕蛇的他,成了头号嫌疑人。

 

警方二话不说,直接把拉贾坎努和2名兄弟押回警局,一番严刑拷打,要拉贾坎努认罪。

 

为了清白,拉贾坎努抵死不认,事情陷入僵局。

 

 

怀孕的妻子森加尼听说消息,立刻赶来警局,几天后却被告知,丈夫兄弟三人,趁半夜守卫不严越狱而去。

 

可严刑拷打下身受重伤的贱民,能逃多远、又能逃去哪里呢?

 

森加尼敏锐地感觉到,事情绝不像警方描述地那样简单。

 

越狱的丈夫自此人间蒸发,再无音讯。遍寻不到的森加尼,只得在当地教师的帮助下,前往城中求助于律师。

 

但没有律师愿意为一个穷苦的部落贱民对抗警方,因为只有风险,没有收益。

 


只有钱德鲁,一位高种姓出身、专注人权案件的天才律师接下了委托。

 

在钱德鲁对案件的一步步抗辩与调查中,黑警、伪证、屈打成招、刑囚致死,司法与执法系统中官官相护的黑幕一点点展露,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逐渐抽丝剥茧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对现实的还原度堪称细节。

 

从捕蛇、逮老鼠的桥段,到奇特葬俗,很少有电影花如此大的笔墨,去展现部落民的日常生活。

 

 

警局里,用大拇指吊起全身重量的酷刑、以辣椒粉撒眼睛辨别囚犯生死的手段,非亲历者难以想象。

 

 

法院里,同为律师的善良同僚、良知未泯的高级警官,早对贱民顶罪的惯例习以为常。

 


法院外,森加尼母女第一次穿上拖鞋,象征从来默认自己低人一等的“贱民”开始觉醒。

 


更可贵的,是用冷静的叙事手法,还原了警察如何在业绩系统压力下,把工作中的无能,通过暴力转嫁到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

 

以及,法律在事件的解决中起到了何种作用。

 

 

由于探讨的话题太过犀利与真实,影片一经上映,就受到片中事件原型地区高种姓社群的强烈抗议。

 

他们称,这部电影严重失实,抹黑了当地高种姓族群。

 

接连向剧组发送死亡威胁,并试图阻止该影片在当地上映。



从前,提起印度电影,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宝莱坞生死恋》那样,满屏俊男美女,一言不合就开跳的三小时尴尬歌舞剧。

 

现如今,宝莱坞也开始在电影中思考更多的价值。

 

 

平心而论,单纯从电影技法与人物塑造上来说,《杰伊·比姆》相比于珠玉在前的韩国电影《辩护人》,仍有许多地方稍显稚嫩。

 

比如正义主角钱德鲁律师,明显有着过重的主角光环,一切阴谋诡计都逃不过他智慧的洞察,警方使用的小花招,纷纷被他轻松写意地随手化解。

 

那张永远刚毅的面庞上,从来不知恐惧与退缩为何物,过于伟光正的形象,就像戏台上的一张脸谱。

 


就连仗义出手的理由,也正直得像个不存在世俗欲望的圣人。

 


而《辩护人》中的律师宋佑硕,从开始起,就是个再狼狈不过的小人物。

 

因为囊中羞涩,欠下饭店大婶的饭钱偷偷溜走,直到七年后,事业有了起色才终于还清。

 


最初他为被控左翼社团的青年学生辩护,并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念,只是因为被捕的是大婶的儿子,想要偿还当年的这笔良心债。

 

从个人私情到国家公义,是宋佑硕经历一次次庭审、一次次深入调查后,潜移默化发生的转变。


因此,他在镜头中神情百变,有痛苦、有愤怒、有幻灭、也有崩溃。

 


虽然看起来狼狈许多,但相比永远四平八稳、智珠在握的钱德鲁,我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这个跌跌撞撞的宋佑硕,才是真正的你我。

 

当宋佑硕正式和政府打起擂台时,常务长对他说:

 

“今天起,是你把自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

 

宋佑硕害怕过,也犹豫过,他是吃过苦的人,知道富足安稳的人生何等来之不易,但正是这份并不完美的害怕与犹豫,才让最后的决定,显得弥足珍贵。

 

可惜,这是“道心坚定”的钱德鲁所没有的侧面,也是《杰伊·比姆》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最大的遗憾。

 

批判而不冷峻、深刻却不严谨,严肃议题中夹杂着爽片的套路,让人边痛边爽,也是印度现实主义电影的一大魔幻特点。

 


但抛开细节不论,《杰伊·比姆》这样题材的电影出现,已经足以赢得盛赞。

 

我们常说,韩国电影以社会批判见长,殊不知印度电影也正在齐头赶上。

 

《三傻大闹宝莱坞》《起跑线》批判僵化内卷的应试教育制度。

 

《起跑线》

 

《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聚焦女性意识觉醒与男女平权。

 

《摔跤吧!爸爸》

 

《我的个神啊》《厕所英雄》讽刺混乱功利而与人性相悖的宗教信仰。

 

《厕所英雄》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重新审视战争中,民族、宗教与人性的价值。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印度合伙人》解决女性的月经贫困、《耳光》直指婚内暴力、《一个母亲的复仇》暗示新德里公交惨案。

 

《耳光》

 

所有曾让印度人烦恼过、痛苦过的话题,都正在成为新电影的灵感之源。

 

而《杰伊·比姆》的勇敢在于,它所言说的故事尚还鲜活,不是一件尘封已久的往日旧闻。

 

从森加尼到钱德鲁,再到涉事的警官、村干部,整起事件中的当事人依旧健在,影片播出后的反扑早可预料,但即便如此,这部电影还是如期完成了拍摄与公映。

 

《杰伊·比姆》的热评中,有人提起聂树斌案,一个冤罪多年,终于昭雪的故事。

 

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一直为聂树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郑成月也没有那么幸运,他没有这部电影中钱德鲁律师的主角光环和开挂的庭审表现,他丢了官,被视为“异类”,身患重病无钱医治,18年靠众筹才得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我一直记得当年媒体报道中,2016年11月30日,当时重病中的郑成月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的一句话:“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

 

案件过程同样曲折、高贵,甚至更加惊心动魄,但随着盖棺定论,不再有新的消息出现,有关它的社会记忆正在风蚀剥落。

 

所以有人说:我们有一千种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电影。

 

当我们任记忆随风远去时,他们在渴切而真诚地用宽银幕,为自己的时代留下遗痕。

 



“电影是印度的良心。”

 

2013年,印度影星阿米尔·汗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时代周刊》如此评价道。

 

这一年,他主持揭露印度社会黑暗问题的电视节目《真相访谈》,通过访谈和脱口秀的形式,报道强制堕胎、天价嫁妆、家庭暴力、医疗失当、种姓问题等种种社会顽疾。

 

威胁信、死亡电话纷至沓来,指责他不知善用自己的影响与能力,偏要制作这种节目,在国际上抹黑印度。

 

阿米尔·汗回答:

 

“拍摄电影不是用来迎合谁的,没必要为自己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而羞耻。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

 

 

你可能很难想象,电影在印度国民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根据Macquarie Research数据,印度每百万人拥有7块电影屏幕,中国拥有16块、美国拥有125块。

 

而2016年,印度的观影人次数就已经达到30亿,同年中国的观影人次数则不足14亿。

 

在四季炎热的印度,清凉又廉价的小影院,就是最好的消暑去处,花点小钱,厮混上一整天,是最幸福的消闲。

 

尽管好莱坞是世界电影市场收益的绝对大头,印度却是当之无愧的生产大户。

 

每年平均1500部,高峰时抵近2000部的年电影产量,令世界其他电影生产基地望尘莫及。

 

北方的宝莱坞盛产精工制作的高品质电影,南部的考莱坞、托莱坞、莫莱坞,则以量取胜。它们更注重声色诱惑,大量生产套路式爽片、用开挂的故事吸引了大批底层观众。

 


在印度,再没有什么,能比电影更深地渗透进每一个平民的生活。

 

有人考证,一位原本寂寂无名的印度教女神Santoshi,只因一部名叫《万岁,Santoshi女神》小成本爱情电影爆火,就一跃成为跻身神界第一梯队的知名女神,受千万人信奉敬仰。

 

以至于总统选举,都要借助电影来宣传和造势。

 

2019年,印度人民院选举前,一部电影被紧急叫停。

 

这部电影叫做《莫迪总理》,正是讲述印度总理莫迪人生轨迹的传记影片。影片中,莫迪被表现得亲切而睿智,也解释了此前施政中,饱受诟病的“废钞”政策等疑点,是十足的加分影片。

 

印度选举委员会认为,放任电影不管,将会极大地影响选举公平。

 


电影人也会凭借名声挤进政坛。

 

1984年,有“印度成龙”之称的影星阿米塔·巴强,受好友拉吉夫·甘地邀请,以国大党身份参选国会议员身份,成功当选。

 

2009年印度人民院选举,著名宝莱坞影星沙特鲁甘·辛哈和谢尔卡·苏曼共同竞争比哈尔邦议席,同年,还有超过10名娱乐明星在不同选取参选,史称“明星之战”。

 

关于为何要参选,辛哈直言:“魅力只有有限的影响力,而权力有无限的魅力。”

 

 

就像《熔炉》为韩国带来新生,印度的社会批判电影,也在给社会带来改变。

 

《厕所英雄》上映后,补贴力度高达75%、专为农村女性修建厕所的“清洁印度”专项资金广为人知,许多妇女学着电影的样子闹起“厕所离婚”,最终推动大批厕所得以建成。

 

《印度合伙人》揭露月经贫困后,促使原本高达12%的卫生巾消费税撤销,男主扮演者阿克谢·库马尔成了互联网上的“护垫侠”。

 

阿米尔·汗的电视节目《真相访谈》,更是直接促进相关儿童保护法案的出台。

 

 

近年来,呼吁阿米尔·汗,以及史诗巨作《巴霍巴利王》中,巴霍巴利王扮演者Prabhas参与政治竞选,成为领导人的呼声从未断绝。

 

相比于空洞的政治口号、难解的宗教妙旨,以及选前毫无节制的许诺,似乎还是这些电影中永远可靠的英雄更加亲切一点。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另一个国家,正深陷危机的另一位传奇总理。

 

也突然令人有些明白,为什么有些选举会儿戏般选出一位毫无政治经验的银幕明星,代表民意。

 

人们何尝不知道,电影中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呢?

 

但有时候,对于想不了太多的普通人来说,相比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份电影般笃定的正直与善良,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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