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 （ID：caijingEleven），作者：孙春芳，编辑：马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进入20世纪后，石油成了人类最重要的能源，这种黑金带来了天量财富。围绕这一黑金，无数的探险家、企业家、专家学者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传奇，无数的政治角力、宫廷阴谋、冲突与战争也与之如影随形。
21世纪以来，油气时代开始向新能源时代过渡，风电光电取代石油天然气，电动车取代燃油车，这一趋势日益明显，逐渐加速，人类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绿色新世界吗？
Henry Sanderson在今年7月出版的新书《Volt Rush：The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Race to Go Green》中提醒我们：别天真，绿色能源同样充满明争暗斗。
这本书尚无中文版，但我读后深受触动，认为有必要介绍给国内读者，姑且将书名译为《电击：绿色竞赛中的赢家和输家》。
Henry Sanderson著，Oneworld Publications（英国）2022年7月版
作者Henry Sanderson自2021年11月起担任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执行主编，这是一家在业内领先的锂电池和电动车供应链研究机构。2013年~2021年，Sanderson在英国《金融时报》负责报道大宗商品和矿业。2006~2013年，Sanderson任彭博社驻华记者，在北京生活了7年。
英美主流媒体对这本书均给予了高度评价。《金融时报》说：本书给了绿色电力的鼓吹者一个强力提醒：一个靠太阳能和电池运行的世界是没有围绕着石油的明争暗斗了，但这不意味着争斗就没有了。
《华尔街日报》说：“这本书的重要贡献是把我们从想象中拉回到现实中。”
《外交事务》说：“绿色未来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这本书对我们理解这些问题助益匪浅。”
Henry Sanderson提出了一个问题，燃油车固然会有大量碳排放，不环保。但电动车就一定环保了吗？答案是不一定。
逻辑是这样的：电动车跑起来需要电，这个电如果是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当然环保，但如果是火力发电产生的，依然不环保。
更重要的是，电动车最重要的部件是动力电池，目前绝大多数的车用电池是锂离子电池，需要用到大量的金属锂，锂电池又分两类，主流是三元电池，需要用到镍钴锰，还有一种是磷酸铁锂，需要用到铁。而两种锂电池在隔膜和包装上都还需要用到铜。
这些金属的开采、提纯、运输和最终生产成动力电池，都会产生碳排放等环保问题。例如金属开采环节，植被会被破坏，开采机械挖矿时都是柴油发动，会产生碳排放，提纯环节会产生大量的矿渣，这些矿渣排放到河流、海洋中会引发污染，在金属运输和生产动力电池环节，也会产生诸多环保问题。
Henry将这些称之为电动车产业链的“环保阴影”。
Sanderson在书中重点探讨了动力电池中最常用到的四种金属：锂、镍、钴、铜。全书15个章节中，谈锂的占到两章，谈钴的占到三章，谈镍的一章，谈铜的一章。
在这些章节中，除了谈及矿产的环保问题外，Sanderson也探讨了地缘政治、权钱交易、劳工问题等。书中描述了各大能源和矿产巨头在这场全球矿产争夺战中纵横捭阖，明争暗斗。在这场大戏中，唱主角的是赣锋锂业、天齐锂业、华友钴业、洛阳钼业等中国矿企。
中国矿企之所以能在这场抢矿大战中先着一鞭独占鳌头，跟中国新能源车行业大发展的背景有关。过去13年间，中国新能源车行业实现了从追随到赶超和引领，目前中国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全球半壁江山，动力电池的市场份额和产能则占全球的60%多。巨大的产能需求和市场空间意味着巨大的利润，无利不起早的中国矿业企业家纷纷到海外找矿。
幸运的是，在新能源车行业的上半场，欧美等国的产能还没起来，镍、锂等金属的需求没有爆发，产业链全球化还方兴未艾，地缘政治还没有那么错综复杂，这给了中国矿企很好的窗口期，让其在智利、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地都能站稳脚跟，为国内源源不断地输送锂、镍、钴、铜等金属。
但现在，一系列问题已无法回避：首先是环保问题，欧盟率先提出碳足迹追溯的环保标准。
简单讲，一辆电动车，看你环保不环保，是要追溯到造车的每个产业链环节的碳排放量，这些量加起来超标了，那环保就不达标。现在比亚迪、蔚来等新能源车企正向欧洲出口，如果欧洲严格执行起碳足迹的标准，则压力会传导到车企，车企再传导到动力电池厂商，最终传导给矿企，因为矿业环节是产生碳排放的最大源头，矿企要解决碳排放问题，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改善生产环节，修复当地生态等，这对它们的盈利和财报将产生很大影响。
其次是劳工问题。华友钴业在刚果（金）的遭遇最典型。全球70%以上的钴在刚果（金），钴是三元锂电池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金属。刚果（金）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钴等金属的开采。
刚果（金）在1965年~1997年，长达22年都是由军事强人蒙博托统治。蒙博托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左翼政策，大型矿产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1997年，洛·卡比拉上台，2001年他遇刺身亡，总统一职由其子约瑟夫·卡比拉继任。卡比拉父子奉行里根、撒切尔夫人那一套自由主义经济，将大量国有公司私有化。
刚果（金）最大的国有钴矿公司就在这次私有化浪潮中，以极低的价格转给了约瑟夫.卡比拉的一位密友——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钻石交易世家的Gertler。随后Gertler将股权高价转给了全球矿业巨头嘉能可，嘉能可此后还需要每年给刚果（金）政府和Gertler本人一定的税费和开采许可费。后来大赦国际等组织调查发现，Gertler从嘉能可收受的资金中，有一部分输送给了刚果（金）的政府官员和参加选举的政客。这里面涉及大量黑金政治和权钱交易。
当华友钴业到刚果（金）寻找钴矿资源时，绝大多数的大矿已经被嘉能可圈占，华友钴业只能从周边的小矿中收购钴。这种矿小散乱到什么程度呢？某位村民在自己房子的卫生间做防水时挖地发现地底下有钴矿，于是全家人开始挖矿，全村人随即也开始掀起挖狂潮，挖到后来，房屋倒塌，道路因地下矿井穿过其地基而毁损。
在这种全民挖矿的过程中，产生了童工问题，当地村民生孩子太多，供给不起孩子，有些孩子就辍学挖矿贴补家用。而这种小散乱的挖矿模式自然不会有什么先进的设备，完备的保护措施，导致当地村民血液中金属超标。
这些现象被海外媒体报道后，对华友钴业企业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大车企直接找到华友钴业，说如果华友不整改，可能会影响后续订单。
华友为此专门成立了公关团队，在海外进行环保路演，试图扭转形象，它也实行了一些改善性的措施。但华友在刚果（金）当地的一位负责人在书中表示：刚果（金）钴开采中的童工现象，是历史、产业格局、当地政商环境等诸多因素造成的，靠华友一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华友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但其他厂家没有，华友的价格就会失去优势。所以这是全行业都需要去做的事情，不是华友一家。”
华友的表态，撇去其为自己正名的公关成分，确实也道出了环保和发展的两难。对于刚果（金）当地村民来说，生存和发展可能是第一位的，如果因为环保问题，将这些小散乱的矿全部关闭，将收购市场取缔，则当地民众的生计将发生问题。而如果强行要求进入刚果（金）的海外矿企投入资金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厂矿的工作环境、劳工的工作设备，则这些额外的成本能否体现在最终产品售价的溢价上？如果没有溢价，则矿企将失去价格优势，失去市场。
所以问题并没有像某些极端环保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地缘政治在全球矿业格局中的影响，时下变得越来越大。Henry在书中一再提及：中国在新能源车产业和上游矿业资源中的霸主地位，已经引起了欧美国家的警惕。
现在这些警惕有些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例如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8月签署的《抑制通胀法案》就作出了如下规定：动力电池厂商如要取得美国政府的补贴，在电池矿物生产和取得过程中，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
（1）特定比例在北美回收。
（2）特定比例从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取得/加工。2023/24/25/26/27年的比例要求为40%/50%/60%/70%/80%。
这些矿物包括了锂、钴、镍、铝等。
产锂大国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都跟美国有自贸协定，但产钴大国刚果（金）不是，所以如果动力电池中的钴来源于刚果（金），将享受不到美国政府的补贴。
在资源国一端，情况也变得微妙起来：前不久，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三国政府倡议成立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锂佩克”，它们要把锂当成战略性商品而非一般商品。成立锂佩克后，三国将在产能和价格上形成协同战略，并对海外企业在当地买矿、开矿进行严格的审查。
同时，镍资源大国印尼也倡议成立类似的“镍佩克”。
资源民族主义其实是个古老话题。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诸多发展中国家就对发达国家低价买资源高价卖产品的剪刀差现象不满，要在当地发展自己的资源加工产业。
但时至今日，这一现象并没有彻底改变，因为这有个资源诅咒的问题，比方在石油领域，沙特、卡塔尔这些国家也知道一旦石油开采完，它们的收入会枯竭，因此它们也在极力发展其他替代性产业，但并没成功，除了资源禀赋之外，路径依赖也是一个原因。
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刚果（金）、印尼等金属资源大国。印尼的策略是，如果本国的资本、企业不足以挑起大梁，则极力吸引游说国外产业巨头来印尼建设全产业链。印尼政府这两年来一直在吸引特斯拉在当地投资设厂，就是这个思路。
但是，海外产业巨头在资源国建设全产业链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当地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完善，政商环境相对干净透明、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可以消化吸收产能，有熟练和足够的劳动力等。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则企业从追求经营利润的角度出发，是不太愿意在当地建立全产业链的。
但如果资源国拿资源作为筹码，强行要求海外企业这么干，企业就两难了。
上述的环保、劳工、地缘政治、产业链安全等问题，正在重塑新能源矿业的格局，也对全球矿企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Henry在书的最后三章中提出了三个替代方案：
第一，海底找矿。目前已经有一些初创公司在海底找到了富含镍、锂等金属的矿床，只不过由于尚未能预估出这种开采对海洋环境会造成何种影响，海底开矿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商业开采阶段，但这不失为一种替代陆地找矿的模式。
第二，老矿新生。不列颠岛威尔士地区的Cornwall，是个具有几千年开采历史的矿区，20世纪90年代关闭了，但地质学家最近发现，当地的矿石缝隙中流淌的热泉中，含有锂，如果用当地的地热能发电，再用这种电力来提炼锂，会相当环保。
第三，动力电池金属回收，这是目前最主流的、最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特斯拉的创始人之一、前首席技术官 J.B.Straubel从特斯拉退休之后，成立了一家锂电池回收公司Redwood Materials，已经干得风生水起了。
动力电池金属理论上是可以不断回收利用的，所以从终极意义上来说，不存在稀缺和耗竭的问题。但目前回收金属最大问题可能是成本，相比直接挖矿，动力电池金属回收的成本更高。
但随着环保条件越来越严苛，资源民族主义愈演愈烈，下游的需求不断上升，“一级市场”的金属价格居高不下，将倒逼矿企、动力电池厂商等产业链上的玩家和一些科技公司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到金属回收的产业中，随着技术进步、成本降低，如果金属回收的成本低于开采成本，则将逼迫上游资源方作出策略调整。
这或许又将在行业内引发一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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